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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谋根本解决,非先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

2024-02-13 22:09:27

社会调查,这个在今天看似平常无奇的研究方法,在10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新事物。在那个西学东渐的动荡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学说、制度等纷纷登场,一代代知识人殚精竭虑,不断提出新的思路、方法,为国家走向新生出谋划策。社会调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研究方法、改造社会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中国,为李景汉等一批学者所看重。

李景汉最初谈到对社会调查的认识时,引述陶孟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纷繁复杂,政治、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相互牵连,不可能轻易解决,而了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凡事之解决,全视能否了解而定,能彻底了解,始可得到彻底解决之方法……必须先将中国问题各种情形彻底了解,然后可有支配研究解决之可能。”而所谓的“彻底了解”,指的就是社会调查。“今日之中国问题,欲谋根本解决,非先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具体而言,社会调查能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做些什么呢?李景汉先后列出了8至12条不等的理由,将其所论述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作用分为四个主要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关系,现代国家的建设,社会问题的解决及公民意识的培养,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彻底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关系,其途径是运用社会调查

李景汉强调中国社会的主体性与文化自觉意识,提出中西接触以来,中国效仿西方的强国之道,在技术与制度方面进行过种种尝试,但结果非但没有转弱为强,反而更糟。究其原因,是因为中西社会组织的性质与构成不同,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也不同,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组织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当时为了能开出有效的“救国药方”,对症下药,就需要深入、彻底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其途径是运用社会调查,展开科学、系统的研究,对中国传统进行清查,既要找出其优点、美德,又要对其缺点、弊病有所认识。对于前者,要设法保存,促其发展;对于后者,则要设法阻止其发展,甚至加以铲除。他批评那些光喊口号,动不动就要“打倒”的行为,看着挺热闹,破坏性却太强,而受罪的则是老百姓。我们需要做的是社会调查,这不是破坏而是建设;看看究竟哪些的确应该“打倒”,“打倒”的步骤如何。最重要的是,“打倒”以后是否有更好的来替代,否则先别着急“打倒”。

现代国家建设须在数字方面“有条理”,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


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国家,而要想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在数字方面“有条理”,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这就要求对国家的基本要素如土地、人民、政事有清楚、准确的记录。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他6岁入小学时,中国的人口据估算是四万万。当时,“四万万同胞”的表达到处可见。他小学毕业时,仍然是四万万同胞。他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从海外留学归来,看到亲属中孙子辈的人所用的教科书里,中国人口竟然还是四万万。除了这官方数字以外,中国的海关、邮局等机构,以及中外学者等,也都提出不同的中国人口数字,比较一下,这些数字相差的竟然超过两万万。连人口总数都如此,有关人口密度、性别比例、年龄分布等人口基本资料就更缺乏了。关于土地,如耕地面积向来就没有一个清楚可靠的数字,前后报告的数目,或从不同来源估计的数目,相互之间矛盾甚多。关于政事,政府机构缺乏系统的组织及规章,各种收入支出也欠缺清楚的账目报告。而为了获取这些基本数字,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来搜集;通过社会调查,希望可以促进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社会调查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及公民意识的培养

在当时的欧美国家,举行社会调查的一个通常做法,是将调查结果制成统计图表,并以展览的形式进行展出、宣传,目的是让民众了解本地状况,参与公共事务。李景汉认为,中国也可以采取这种做法,让民众更多地了解自身处境以及本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产生改进地方社会的责任心和动力,以此来逐渐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社会调查可以帮助其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例如,当时有很多组织机构都在开展贫民救济工作,但往往各行其是,缺乏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导致有些贫民重复得到救济,而另一些则完全得不到;多得的人未必是真正的贫民,而真正穷的人却不一定能得到救济。如果各相关团体能够联合起来,举行大规模有系统的调查,详细、精确地了解有关贫民的信息,就可以进行分工合作,对于救济工作作出全面的计划与安排。更重要的是,在救济贫民的同时,更要考虑贫穷的预防,做到标本兼治。同理,其他的天灾人祸等问题,也应通过社会调查进行计划和安排,防患于未然。总之,社会调查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调查是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基础

中国社会学是自外面引进的,当时所用的社会学课本都是西方的,内容则是外国社会的材料,缺乏中国的材料。那么,中国的材料从哪里来?历史资料往往是关于朝代兴亡的记载,很少反映民间生活,即便有也是零碎且不可靠的,对于数字的记载尤其笼统而不精确。县志本应是研究地方社会生活的好材料,但其实不然;其内容要么是关于所谓的先儒、烈女,要么是关于山川、历史、军事、灾荒等,至于社会如何组织,人民如何生活,很少记载。而社会调查则不同,它注重搜集有关民众现实生活状况的详细材料,供给社会学者研究所用,如此积累,才能逐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

李景汉对社会调查推崇备至,利用这个新工具可以既广泛又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达到治标兼治本的效果。而社会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功效或“魔力”,就在于其科学性代表着一套全新的认知系统,与传统认知系统完全不同。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工具,社会调查要求关注事实和真相,多用理智,尽量避免主观的成见、偏见、情绪;破除迷信,基于事实断定是非,增加主见与判断力。运用此工具,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映,可从笼统、空泛到细致、精确的描述与分析;对于各种人物,从注重精英的丰功伟绩转向关注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社会调查就是以科学方法对社会进行认识和有计划的改造,是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具,是为中华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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