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武：

解读三中全会的文件，我认为，国企退出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存量国企的退出；一种是允许民企进入新领域。

用增量解决存量问题乃中国国情。比如说现在让民企进入一些领域，存量国企怎么办？所以会吸取朱镕基时代后期一些政策教训，避免国有资产被廉价转让。于是提出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民营企业先进来做股东，参与各种层次经营决策。

我们都知道，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不是几个人参与，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很多次调研和讨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在文字上要求有多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前是提出过，但这次有很不一样的背景，我相信后面会有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措施出来。

汤期庆：

首先，国企将分类管理，上海目前已经在做。国企分类目前有各种分法，有分三类的，也有分四类的，如农业类、金融类、房地产类等，但核心是分成两类，一类是市场竞争型，一类是社会保障型。一些政府不能不管的公益性的，或者说暂时贴钱的，不会列入市场竞争类，政府可能把它当事业去做。但像农业类、金融类、房地产类，它的核心是叫市场竞争类。不管是汽车行业的，如上海汽车集团，还是农业的，如我们水产集团，都属于市场竞争类。

如此分类其实是一个强大、厚实的准备，划分市场竞争类的时候，我们水产集团报名了，表面上是给你一个机会，你未来可以投入、产出，可以发展，可以多元，但也给你一个坑，你不行就要被别人兼并了。

这样的划分是有根本意义的，特别值得关注。分类经营以后，我预判按照这种划分，未来就没有国企了，绝大多数行业以后会只有国资没有国企。国资和国企，要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企业就是一个投入体、一个载体，可以有国有资本，但没有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国企了，就不应该再有以国为名或以民命名的企业改革。

其次，这次三中全会文件把发展混合经济写了进去。以前的国企改革，无论是所谓的国退民进还是民进国退，最后的目标都是把企业做大做强，整体上市，这次的改革文件突出一个“混”字，就不是做“大”做“强”，现在是要做“混”。以前，民营的私人资本，往往看重国企获取资源的能力，可明天如果国企没有了获取资源的能力，民企不一定能看中国企了。对国企来说，它看中的是民企的灵活性，如果明天大家也一样有灵活性了，那国企也可能不那么眷恋你民企了。

这次说的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一个深刻的东西，这个“混”字要好好研究。

高天乐：

两年前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听央企领导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执政党需要经济基础来保证他的权力稳定，所以执政党要持有大量物质基础。国企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但在关系到国家安全、民生保障之类的领域会留下。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遇到一些金融风险，或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波折，比如经济危机来了，国有资产就可以顶上去抵抗风险。

从这两方面看，我们不要总讲“民进国退”，而要讲“民进国亦进”，民营企业不要寄望短期内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少。

民企参股国企的六大风险

施纪鸿：

现在说允许民企可以参与国企改制，其实我们集团在做一些平台企业时，希望国企参与我们一定的投资，很多重要资源的配置就可以放开给我们。但我们集团的一些股东就不愿意，觉得让国企持有10%、20%股份，企业好像比较有风险。实际上，我也搞不清楚风险到底在哪儿，这实际上也是混合经济，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风险。另外，今后按照三中全会文件落实的话，这个混合所有制经济到底是不是民企的一个发展空间，而且也是民营企业可以接受的方式？

陈继武：

我觉得，你既然把国企的资金拿过来，那它肯定就是你的股东了，原来是你自己控股，钱自己随便花，假如这时候来一个人想整你，国企也是股东，就可以审计你，我认为主要的风险在这儿。

其实做公众企业，如上市公司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但关键问题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当中，流通股东现在很难行使股东权利，现在你遇到的股东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国有企业，而且国企经常换人，你引进它时可能挺好，是你朋友在当政，过一段时间你朋友走了换了个人，你可能是民企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风险。

束为：

我觉得跟国企合作应该是很不错的，但国企的奖励政策不到位，没有正向激励，所以如果真要跟国企合作，就要看三中全会后是否把分配机制改革难入国企改革的重要范畴里。

假设不改革国企的分配机制，民企跟国企合作是蛮难的，因为国企的人会担心犯错误。在国企没有正向激励，但有负向激励，做得好不一定奖励，但做不好就要被拿下来。所以在决策过程中就非常麻烦，因为他个人的利益跟国家利益、跟企业的不一致，所谓思路决定出路、屁股指挥大脑，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跟上市公司这样的公众企业还是不一样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的利益是相关的。

汤期庆：

我们公司是国企，我很反对国企跟民企合作，不是说我站在国企角度才这样看，而是我的很客观的看法。但现在我应该努力改变了，因为现在形势变了。

民企和国企谈判，国企中负责决策的领导，他没出一分钱，自己在企业没有资产，他惟一有的就是自尊心，所以民企面对他时会面临一堵很强很厚的墙。因为他姓国，是皇亲贵族的血统，这种血统的不同会在各种地方表现出来，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所以民企的所有高管都会面对这种情况，现在强调一个“混”字，国企开始处于下风了，国企高管的自尊心可能会受到极大的挫伤。这种情况下国企占股10%，它的高管会变着法子影响你的决策，甚至他明明知道不正确，他会给你挑刺。

第二就是国企高管的酬劳不能与业绩挂钩，如果挂钩就有猫腻，会变成一个道德风险——我今天给你利益输送了，你明天就给我了，那就变成回扣了——所以他还得“漂白”自己，因为双方的价值评估标准不一样。国企老总可能明天就去集团当老总去了，集团老总可能明天就去当国资委当官员去了，只要他在企业任职期间，不仅有成绩，没有犯过错误，没向民营企业输送过利益。

第三，国企高管有时候也明白，经营企业有时得赌。根据市场估计需要赌一把的时候，民企得考虑参股的国企高管敢不敢赌，敢不敢担这责任，因为他输不起，赌赢了没问题，赌输了可就什么也没了。再比方说产权交易，买卖股权，民企应该招投标，如果买卖双方都是私人资本，老板说了算，但如果有国企成分，就必须上公开的平台，经过一个程序。

所以，我是主张以后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必须走上市公司的路子，引入金融投资，引入VC，成为公众企业，走法律化、市场化的道路。

王海光：

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可是条高压线。三中全会这次讲，公有经济财产权不容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容侵犯，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当中，能够真正实现这个理想。

现实的例子就是我们公司在某省投资一个项目，股权是对方51%我们49%，当时评估作价时有一块溢价，溢价法律约定好这块溢价作为资本公积挂在帐外，不参与分配，但后来这个公司由于发生了资产交易，有大额的收益，这时候政府部门就出来，说当时的资本公积视作股权，参与分配，它的分配权就达到67%了。

最后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当地政府正式出面给当地法院说这是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这一句话，我们就被判输了，而且还说你告到哪儿政府永远都会出这个函。国有资产流失这种高压线，你只要一挂上就死定了，没有留给你任何空间。

我们之前规定说共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明确说私人财产权同样神圣不可侵犯。我们的文件有了巨大进步，可现实生活、司法实践和文件精神可能仍有巨大反差，所以我以后如果遇到同样的项目或者类似的项目，我是绝对不会再碰的，因为我已经交足了学费。但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发生一些真正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