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名“村官”护照统一上缴——近日,广州市首开[简介最新动态]先河,对“村官”实施出国审批管理,出台此政的主因就是“村官”虽小,却大贪问题频传:3名村干部,10多年间,“鲸吞”1.27亿元补偿款。

       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防止“村官”坐地生财,已成为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

       坐地生财养出“亿元村官”

       被举报坐拥20亿元身家的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近日被深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在其涉嫌收受的5000余万元贿赂款中,相当一部分为在拆迁和项目开发中,为他人提供帮助所得的“好处费”。

       一些巨富“村官”,动辄几十套房产、亿元身家。广州市政法机关统计,由郊区发展而来的广州市白云区,近4年来已有101名村干部因贪污腐败“落马”,多数涉及征地拆迁、为“违建”充当“保护伞”。

       越来越多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官”,开始热衷于“坐地生财”。据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统计,2009年至2012年,该院查办的村干部中,七成多涉及征地拆迁领域。

       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披露,武汉市青山区白玉山街群力村6名村干部在一项征地拆迁还建工程中,借机贪污、受贿、侵占、挪用公款,共计600余万元。

       为何越来越多的腐败“村官”都发起了“土地财”?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刚告诉记者,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许多项目向城乡结合部转移和延伸,导致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大幅升值,成为征地拆迁、违章建筑治理的重点区域。因此,这些区域的村干部贪贿案件也呈现逐年增多趋势。

       对掌握集体土地“大权”的村干部来说,靠山吃山,靠地赚钱,变成了最为简单、直接、来钱快的“致富”方式。

       广州市白云区纪委负责人分析认为,一些村干部为早日兑现参选时许下的“发展承诺”,证明其“发展成果”,以较低的用地成本和议价空间,吸引社会投资。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极易导致村干部与投资者的利益输送。

       土地升值提供温床,谨防“村官”变“硕鼠”

       接受记者采访的纪委、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干部大多认为,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尤其是城郊村,土地日益升值,而一些村庄村务公开却流于形式,财务管理十分混乱,为滋生贪腐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在不少地方,征地拆迁过程中,本该扮演组织者的村干部,实际上却成了转移财富的“操盘手”。

       在调查的基础上,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分析认为,征地拆迁的制度漏洞和政策执行走样,给“村官”留下巨大的人为操作空间。与此同时,一些处于焦虑之中的失地农民,为了获取更多补偿,往往也乐意与村干部私下勾结,有的甚至还要贿赂村干部。

       广州市白云区纪委书记潘文捷说,一些村庄的发展过于依赖土地经济,常常采取违规方式出租土地、获取收益。而村民们为了尽快拿到分红,对这种违规做法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一过程中,极易出现村社干部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输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说,为保证集体土地上的征地拆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政府部门往往委托村级自治组织进行“包干”,但对于征地拆迁的过程却监管不足,加之一些村庄的村务、财务又不够透明,这就留下了权力寻租空间。

       在新一轮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防范更多的“村官”沦为“硕鼠”?一些学者和纪检干部建言,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征地拆迁制度,一方面应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对村务公开细化,比如公开要按照政务、财务、事务逐项公开,要将涉农惠民政策、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金、征地拆迁补偿款等情况都纳入公开的范围。

       中山大学廉政治理与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紧跟建议,可探索“政经分离”,细化村庄自治职能,让村官干部回归基层自治和公共服务,村集体经济则引入“职业经理人”管理,避免部分村干部大权独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