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期间，每年都会上演一道春运奇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年根，离开家乡在外地打工的2.5亿多位农民工再也没有上班的心思，他们都盼着和家人早日团聚。这个时候，全国大中小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甚至飞机场，都聚集着来自天南地北、归心似箭的农民工，即使那些买不到票的，乘两轮摩托也要回家过年。“春运”和“一票难求”成为媒体最热闹的词汇。

春运之所以如此牵动人心，是因为全中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汇入春运的人流。外国人则对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充满好奇，惊叹不已。“父母在，不远游”早已被生存和渴望美好生活的欲望击碎了。虽然古代经商游学的，走西口的，闯关东的，进京赶考的，回乡省亲的，也大有人在，但那时候的人群移动较之今天的春运人群，不可同日而语。“春运”是近三十多年，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所特有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赋予“春运”很多新内容，也使它每年都要“热”一下。

在自然界里，动物迁移是伟大的壮举。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沿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超长途飞越；总数超过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转场运动，都已创造了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最近，有媒体报道了最令人震撼的动物迁移：近18万头北美驯鹿，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

然而，所有动物界那些伟大的长征，都无法跟发生在中国的人类迁徙记录相比。在21世纪，地球生物迁徙的记录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所彻底刷新。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八亿，总流量超过3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

从某种角度看，春运就是“春晕”，即一次农历年间的自我“电击”。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跟农业告别，成为梦中的都市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春运“迁徙”就将永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