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柯萱：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理论，他认为如果要发展经济，政府能做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管。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能够默默地进将供应和需求调节到平衡的一种状态。政府动用公权力介入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他那本提出了“无形之手”的著作就是后来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圣经的《国富论》。相比起西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至今35个年头，谁能够想像三十多年之前，中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市场。那个时候的人们还生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吃多少用多少这都是国家规定好的，工作呢，干多干少也都是一个样。

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仅仅为155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9.1%之多，而城镇失业率更是高达19%。社会变革的动机总是来自于生存所面临的危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解说：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年末终于画上句号，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工业生产停滞，农业减产，财政赤字严重，物资匮乏，就连日常使用的火柴都是每3个人才能分到一盒。火柴以“根”为单位进行分配。

胡祖六（经济学家）：民不聊生，那个时候什么都短缺，最最基本的消费品、食品，最最基本的消费品、食品，布需要布票，买粮食需要粮票，肥皂，基本的日用消费品都是非常短缺。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计划经济是集中体制，集中过多的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又乱，乱又统，这样一个循环，没找到个出路。

解说：计划经济体制不断扼杀着中国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成立不到30年的新中国面临存亡之秋，不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就无法挣脱一贫如洗的困境。

张曙光（经济学家）：从原来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我说是，可以说风风雨雨，刀光剑影。

解说：计划经济产生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在此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逐步缓解，这个雪中送炭的决策发生在1978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精京西宾馆召开。此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逐步在全国实行，经济特区相继设立，对外贸易日益频繁，越来越多外资涌入。然而，积弱已久的中国市场像个病人突然大补，出现了不良副作用。

政府开始实行部分放权，同一产品的价格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而计划外的价格要比计划内高出许多，因此，当年所谓“投机倒把”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

张曙光：上边就感到过头了，80年代初，于是就想纠偏，于是陈云发表了1982年的春节讲话，叫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解说：此时的中国虽然已悄无声息，不知不觉地走上摆脱计划经济的道路，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却几乎没有人敢提及。

胡祖六：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禁忌，那绝对是个禁区，别说你做，你说都不能说，想都不能想，那时候真的还有思想罪。

解说：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曾参与过三次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他和同时曾多次出访，借鉴国外的改革经验。

高尚全：我们以前在体改委的委员叫廖季立，他先去考察，那么他回来传递这个消息，说匈牙利取消指令性计划，没想到回来以后呢，国内倾盆大雨批判他，什么意思呢？怎么你胡说八道什么，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这么上纲上线的。

解说：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政治气氛的紧张令刚刚起步的改革举步维艰，但到了1984年情况有了转折性的改变。

那一年的9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写了封信，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建立计划商品经济。

张曙光：最后是邓小平和陈云都认可了赵紫阳的意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决定》就出来了，《决定》出来以后这个改革就推前了。

解说：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高尚全：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出来。

解说：此后的几年经济快速发展，1984年到1988年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值达12%，而1979年到1983年的平均GDP增长则仅为8.1%。

胡祖六：这些事实证明，让那些人开始怀疑，或者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就开始让他们基本上无话可说，就不太容易去批评了

解说：可好景不长，1988年，一场抢购潮突袭中国，许多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只开一个门缝或者隔着铁栏杆，一手收钱，一手交货

新闻资料：这有数的这钱，往出一掏，掏心似的。

我现在把银行的存款全取出来了，我抢购了一个床及本来我不想买这个床，说实在的，我家里有木床完全可以够用，挺新的我这木床。

解说：一切都源于四年前的一场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会议，那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价格双轨制正是在那次会议中被提出的。

张曙光：这两轨呢，计划这一轨可以实施稳定，市场那一轨提供个基地，提供改革的方向，这样，但是两轨确实造成一些混乱，因为两个交通规则嘛，必然出事。

解说：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价诱发了越来越多的物资倒卖，这类行为所衍生出的腐败问题直到现在也未曾根治。国务院当时的一份调研报告这样写道，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张维迎（经济学家）：到了1988年可能有点儿着急，尽管把双轨变成单轨，长痛不如短痛，结果就带来一些问题，包括中央一宣布要价格完全地放开这个时候，那么价格上升得很快，大家很恐慌，然后好多老百姓就抢购，包括吃的盐、手纸、火柴，全抢购，那这时候政府就紧张了，就马上停止。

解说：就这样，这场“价值闯关”还没来得及正式开始就草草结束了。

张曙光：没法实施（价格闯关）呢就紧接着实行紧缩政策，加上89年国外封锁，一下子中国经济从过热浇到过冷，计划外和计划内价格基本趋于一致，在这个情况下，不经意之间价格并轨实现。

张维迎：我们改革中有好多的政策，我叫它歪打正着，你真正达到那个效果不是你最初预期的。

张曙光：先头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提的多少方案，最后不经意之间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说：90年代，人们开始越来越相信市场，当中国趁热打铁，在1992年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经济”这四个字终于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字中。

张曙光：一方面在前进，一方面在走偏，所以开始大家看不到，90年代初看不到，到90年代末他就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系列的扭曲出现了。

吴敬琏（经济学家）：21世纪开头几年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改革）趋势）停顿的现象，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大的争论，到底应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该说大致从2004年以后，认为政府应该起决定性作用这种声音变得越来越强了。

解说：回顾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有人说“反反复复”，有人用“渐进式”来形容，直到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市场和改革再次启程

吴敬琏：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完成这个改革，旧体制的遗产还严重存在。

吴柯萱：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的大门，但是到底怎么改？当时的中国还缺乏经验。同样奉行计划经济多年的东欧国家早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不同形式的经济改革，它的核心内容都是引入市场机制。

由于体制的相似，中国在八十年代就开展了一系列向东欧国家学习市场化改革的考察活动，但那时候的中国随便做个小买卖都有可能被冠上“投机倒把”的罪名，甚至被判刑坐牢，市场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于是，有一批聪明的改革开路人就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重新包装，变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才得以让“无形之手”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下悄悄开始释放能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

解说：由于体制的相似，东欧国家市场化改革成为了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积极效仿的改革模式。1986年5月2日，当时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率领代表团远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访问，借鉴改革经验。

高尚全：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大家都去，中央也派人，地方也派人，企业派人，研究机构也派人，我这次去考察以后，要翻箱倒柜，匈牙利到底搞了什么改革，哪些改革是成功的，哪些改革是不成功的。

解说：匈牙利最初尝试改革已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了，1953年和1956年的两次政治宽松的浪潮后，初次尝试改变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改革一路断断续续，直到80年代，匈牙利当时的领导层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再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是采用完全与西欧国家一致的市场经济制度。

高尚全：我问匈牙利主管改革的副总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说我们按照平衡表来编制计划，那么执行的结果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10%，所以这个没有人这个责任，意思就是不合理，资源不能有效地配置，因此就取消了。

解说：匈牙利在的1968年宣布取消指令性经济政策，在80年代后期进行价格改革，宣布各类企业破产法，以更遵循市场规律的方式进行改革。割肉式的改革令匈牙利的政治和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好转。1986年到1990年的GDP一改过往两年负增长的颓况，平均增幅超过10%。与匈牙利不同的是，当时的中国“姓资姓社”的争论无处不在，取消计划就会被认为是取消社会主义。

高尚全：我们国内当时报纸上就可以看出来，反映这个东西，取消社会主义，把它作为精神污染来批判，所以匈牙利考察在我们历史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借鉴，知道阻力在什么地方，怎么搞改革。

解说：1992年，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和它所带来的财富由于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的护航，逐渐在中国普及。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中国在过去35年的改革里边和过去比有了重大的进步，但是和为了要达到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还差了很远很远，可以打个比方说，就像是一个万里长征只走了前几步。

解说：尽管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蹒跚涉过险滩，但是，由于政府对市场乐此不疲的干预，大量举债兴建各种工程，地方政府的债务更在2013年6月达到了17.9万亿人民币的历史高位，债台高筑，产生过能，影子银行这一系列积重难返的问题就像是岩壁上松动的石块，随时都可能令正在向上攀爬的中国经济滑落万丈深渊。

胡祖六：现在改革就是说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活力能够发挥出来。

张维迎：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竞争的力量，那你有好多事情就不需要政府管。

解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比作一场不可能离婚的婚姻，认为二者一定是互补的关系。实际上，自市场经济在中国重现至今，关于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

胡祖六：政府做了很多它不该做的事情，它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很多它该做，必须做，也只有它能做好的是它反而没做。

张曙光：我们要接受的一个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应该清楚，市场绝对不简单是个工具。

解说：以亚当·斯密“无形之手”概念为主流的经典经济学派盛行百年之久，却在19世纪面临严苛挑战，工业革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但也让失业率急剧飙升。1929年更爆发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人们开始质疑“无形之手”对于经济的作用。此时，就在这一片质疑声中，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运作的理论应运而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在“无形之手”失灵时，政府应该伸出“有形之手”来调整经济。此后的数十年凯恩斯学派在经济舞台上独领风骚，政府干预经济更成为了二战后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所信奉的做法。

许成钢：在没有政府来保护和维护市场的情况下，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发达的，那么这个简单地来看一下全世界的所有发达国家这都是共同的，这是基本规律性的。

温元凯（经济学家）：所谓一个强势政府的调控，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仍然还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应该越来越减少，来尊重市场，调配资源的趋势。

解说：除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深深地明白必须学习西方真正成熟的体制才能更快地走完市场经济改革这条万里长征，而制度恰恰是最核心的前提。

许成钢：在亚当·斯密讨论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的时候，他首先来看为什么在英国，市场经济发展了，为什么在英国企业家发达了，原因是因为光荣革命在先，已经把政府的手脚捆起来了，在英美之后，其他的国家都属于追赶，就是包括西欧的其他国家，包括后来的日本，包括更近的韩国，中国的台湾省、新加坡等等全部都是追赶，而所有的这些追赶的国家它能够追赶成功，就是能够从一个农业经济最后变成了一个现在世界上的发达的市场经济，都没有一个例外的全都是在制度上和前面讲到的是一样的。

解说：面对制度的革新，天平的另一端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根深蒂固的腐败，这才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现实的难题。

吴柯萱：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的时候，英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是无处不在，创办一间公司必须得到政府和国王的特许，就连每一块土地上种什么庄稼都被规定好了，谁违反了就得砍头。如今的中国在制度上自然比当年的英国要完善不少，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路上如何把原来政府权力让渡给市场，让无形之手淋漓尽致地发挥力量，这仍然可以说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是，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解说：这是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会，他在会上宣布将在任内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

张卓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央政府最重要是减少审批，而且是不要干预，尽量不要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解说：解放市场，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锐意改革的方向，后续动作接连而来，不到一年内，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从原来的1700多项取消和下放了221项。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会议公报，明确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到“决定性”的地位。

胡祖六：我们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务之急就是要减少管制，就是要大幅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政府的行政审批。

解说：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那一刻起就有了行政审批，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发的项目越来越多，需要审批的也就越来越多，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凸显。

高尚全：1956年的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所以要买这个鼓风机，没有空调，那个时候没有空调，鼓风机企业不能随便买，因为没有这个自主权，所以打报告，打报告经过七个部门来审判，到最后一个部门图章敲完，夏天就过去了，这种讲话复杂的审批制度即使是面对那些与政府流淌着同宗血脉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同样不放过。

胡祖六：比如宝钢，在广东湛江不是开一个钢铁厂对吧，审批了很多年审批不下来，就是说连大型的央企、国企，没有起码的信任和自主权，都是要政府去行政审批。

解说：这是2012年5月24日，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激动地亲吻批文，批文中所核准的钢铁项目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从最主上报建议书到最终拿到批文整整用了23年的时间。

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是全球最权威的指标之一，2014年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经济自由兑得分仅有52.5分，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7位。

张维迎：政府部门总是喜欢它的权力，另外一个还有认识问题，就是它真的觉得说，这个东西国家不审批的话不会出问题吗？市场不会混乱吗？不会有更多的坑蒙拐骗吗？它会这样想问题。

解说：起初，企业主在一层又一层的审批程序中摸不着头脑，后来当中的一部分人发现金钱和物质可以加快审批的速度和成功率，审批制度成为腐败的温床。

张维迎：我能不能赚钱，我能不能做事，完全不依赖于我的声誉，而依赖于我能不能搞定政府，能不能得到政府的批准。你要这个要它审批，这个要它审批，最后就变成谋的手段，我说如果中国把不合理的审批都废了的话，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中国的腐败可以减少50%。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在那些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包括亚洲的一些国家，像新加坡、韩国、日本，对于绝大多数行业都是不存在政府的事前审查和核准的，不存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审批机制的。

解说：行政审批，政府之手，这些并非中国独有，只是西方世界早在100多年前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就将这种制度废除了。

张维迎：我们现在这个管制审批，尤其办公司审批，这个恰恰就是前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到了1850年左右，现在英国、美国、法国才相继废除了公司的审批，变成注册制，原来都是审批，要不就国王，要不就国会，像美国，你办银行，那都是国民银行，那都是要国会批准的，后来就废了这个。

加入WTO就是你中国的游戏规则要跟国际接轨，你跟人家要在一个市场上玩，就像我们在一个马路上开车一样，不能说人家靠右行你靠左行，那你要跟人家撞车了，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接轨。

解说：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但到了2004年，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张维迎：2004年之后，好多原来废除的审批又开始恢复了，恢复是借着宏观治理的名义，好比宏观调控，原来不审批的项目现在也要开始审批了，然后就从发改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审批，越来越多的审批。

张曙光：你说政府管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概念，政府管制是管微观的，宏观调控是用宏观的政策，现在这两个东西弄混了。

张文魁：对于我们非常广泛的行业应该是取消政府的行政审查和核准，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市场主体能够自由地进入、自由地退出、自由地竞争，真正使竞争发挥作用，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效率。

胡祖六：你不用去找政府衙门求爷爷告奶奶去跑审批，不用去贿赂这么多贪官污吏。

解说：看似自由的股票市场亦是如此，想要获得上市资格，企业要经过层层审批。2013年11月，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被放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注册制改革再次提上议程。

高尚全：我过去那个东西严进宽出，进来的时候很严，层层的审批，结果把一些好的东西扼杀了。

保育钧（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对政府来说就是要正面清单，政府你有哪几个权力，除此之外你是不能管的，就是权力清单，叫正面清单，政府以后要归置，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特别提出来，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要列出一个权力清单来，是哪些你是能管的，必须管的，哪些是除了这个你不能管的。

张维迎：保护每一个消费者，保护每一个员工的最好方式不是政府的审批，而是市场竞争本身。

吴柯萱：如果说保护消费者最好的方式是市场竞争，那么让企业发展最好的方式也必然是市场竞争，平等是一切自由竞争的前提，然后当民营企业遇上国有企业，先天的“营养不良”令民企只能在夹缝中成长，那么平等又从何而来呢？

解说：诸城，山东潍坊沿海的一个县级市，1991年，一位年仅35岁的新市长走马上任，他叫陈光，陈市长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改革，也因此获得一个绰号。

张维迎：他把所有诸城的五十几家国有企业全都卖了，所以他叫陈卖光。

解说：1992年4月，诸城对市属企业进行审计，发现150家企业当中有103亏损，还有43家资不抵债。

许成钢：因为它既然是国有企业，它的最高领导人一定是政府任命，那么只要一个企业的最高领人，我们叫CEO，只要你的CEO是由政府来任命，那么这里就已经注定了里边要出毛病。

解说：陈光开始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改制，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员工，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当时引起不少的关注和争论。

有人骂他变卖国有资产罪不可恕，也有人认为陈光是国企改革的先锋，值得效仿。

张维迎：陈卖光这个案子就报到朱镕基那，然后朱镕基就专门派体改委的人去调查，朱镕基心理也没底儿，调查回来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因为这些企业都大亏损，政府没有办法去养活它了，那卖给私人企业，政府至少至少不要背那个负担了，而且它保证了很多的就业，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尽管没有成为正面典型，但也没有把它作为反面典型，把他给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