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佩服王石的是他敢让人拍三年，如果有人拍我三年，我会疯掉。”2008年起，深圳一家纪录片公司曾贴身更拍王石三年，积累了10万分钟的影像资料。一位企业家闻知此事，发出如上感慨。

“名教中人”

儒生好名，商人爱利。在具有深厚“名教”传统的中国，这是常识。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曾作诗自况：“有客淳且狂，少小爱功名。”范仲淹对名声的热爱与追求非同一般，在当时就曾引起许多非议，王安石说他“好广名誉，结游士”，宰相吕夷简批评他“务名无实”，这种争论甚至吵到皇上那儿。但最后，范仲淹成为正统，他是宋明理学的先驱，是中国历史近一千年的“名教”先驱，张载等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受到他的直接影响。究其原因，宋以后“名教”能够重建与深化，在于“重义轻利”是儒家的宗旨，而对“义”的褒扬就是“名”，“人人好名畏义，何向不立”。

但“名教”治国，一大问题就是会产生大量“沽名钓誉”之徒，士林名教，盛产“伪君子”。好名近伪，好利似真。一千年来，虽然名教高悬，但这样颇合传统“物极必反”观念的说法也为人认同。到近代，名教崩溃。功利主义正名，知识分子成为职业，商人正大光明逐利。名、利如何取舍，对现代人似乎已不是什么令人纠结的难题了。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家就等于有钱人，对这富豪榜一路数下来，大概就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企业家。

在当代中国企业家中，王石确实是个另类。他作为“商人”，给人们的印象是几乎“逐名”甚于“逐利”。他基本上不是作为老板，股东，而是作为职业经理人领导了万科多年。作为经理人，自然获利有限，远离富豪榜。关于自己为何取名舍利，王石在媒体访谈、演讲著述中已讲过无数次。原因林林总总，与万科国企改制的背景有关系，当然主要还是王石自己的选择。这方面冯仑在《野蛮生长》中的总结比王石自己说的简练直白：王石很早就意识到，在中国，名利兼收非常危险，“若是不甘寂寞，那就得舍名取利。如果他是个富豪，同时又爱张扬，那万科就会有问题，肯定活不到现在。”王石确实“不甘寂寞”、“又爱张扬”，“闷声发大财”不是他的菜。况且，他在聚光灯下的天分又是那么好。

好名而弃利，王石的身份看起来错位，以商人之身追求儒生的价值。但翻阅王石的众多著述，确实可以清晰地看到，王石是一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与素养的企业家。他大谈科学、理性，大谈修齐治平，其实并不突兀。

吴晓波为王石新书《大道当然》作序，以一段“煽情”文字结尾：“在南方小镇深圳，这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然后，他醒来，行走，挣扎，一路远足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确定。”王石，虽然“少时贫瘠”，“青春荒芜”，但无论从出身、还是去深圳创业前的经历来看，他都是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精英阶层”的一员。在这一点上，王石同比他晚一些下海的“92派”企业家非常类似。92派，大多是那个年代稀有的名牌大学生，天之骄子，毕业后混迹于省部级国家机关、科研院所等，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

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文化传统，在晚清、民国时期遭到严重冲击，随着当时市场经济的逐步实现，甚至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了。但上世纪50年代起政治重新集权化、计划经济大一统之后，这个传统等级秩序很大程度上又复活了，只是“干部”这个新的精英等级代替了传统士大夫。92派人士，这些“国家干部”下海经商，一开始实际上并不具有纯粹的商人意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与文化抱负下海的。如92派的代表人物陈东升就曾自述，80年代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策划“中国企业500强”评选活动后，他意识到：“什么科技救国、教育救国，都是虚言，只有实业救国一途，拥有多少跨国公司才是屹立于世界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没有经济，就没有一切。”

如“92派”这一代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精英分子，即使做了成功的商人，单纯的金钱与私人生活享受也难以满足他们，他们往往“忧国忧民”，追求“大我”，喜好宏大叙事，乐于介入公共生活，影响公众。这在一方面可以褒扬为有崇高的公共精神、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是潜存在他们身上的旧意识形态的本能反应，背后有政治权力弥散与个体意识匮乏的阴影。

与92派类似，读《大卫科波菲尔》、汤因比《历史研究》以及马克斯韦伯的王石，他以后的所作所为，也无法褪去时代与身份的烙印。甚至，他比92派那些人走得更远。

1980年代，严酷的禁锢日渐消散，尼采式的意志主义一时风行，“科学的春天”来临，思想界开始高唱蓝色文明，启蒙主义与“文艺复兴”话语成为时髦。这一切，成为王石那一代“先进青年”无法去除的精神底色。征服自然，征服自我，探索世界，学习西方，长江漂流，穿越罗布泊，神农架找野人，特异功能人，春晚留学生祝福祖国，这就是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即使在多年后名满天下的王石身上，我们仍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印记，那个时代的渴望。

一个精致的1980年代弄潮儿，青春不再骚动，他渐渐进化出布尔乔亚范儿，他是启蒙企业家，企业界的胡适之，一代名士，他没有“原罪”，他是万人瞩目的国民偶像。平心而论，当年王石把本应分得的40%的万科股份归公，确实是非同一般的魄力，非有强大的自律能力不能为之。取名弃利，如此决绝，命运之神也该对他万般眷顾。好名近伪，大奸似忠，名教中人向来难免这种非议、镜鉴。以商人身份做名教中人，名声好到要“贴墙上”的王石，自然也难免这样的质疑。

“西化派”王石

王石的商业观念，也带有深深的1980年代启蒙主义的印记。在中国当代企业家中，他是不多见的表明坚定立场的“西化派”。

在万科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王石津津乐道的得意之作。王石理解的“现代企业制度”，其背后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对立，而从文化意义上理解人治与法治，则是中国与西方的对立。这个简单化的理论框架是80年代启蒙思潮的基本共识。

在王石看来，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法治与契约精神之上的，基于契约精神的信任关系，使商业交往摆脱了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可以大规模扩展、高效率运行，企业也得以摆脱家族化的局限，成为依法治理的现代公司。而这种支撑现代企业制度的契约精神，与基督教有相当深厚的渊源关系。王石多次表示，万科的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他对韦伯讲的清教伦理十分倾慕，对洛克菲勒身上表现出的清教精神赞赏不已：“如果必须选择一个宗教的话，我会选择基督教。”

对传统文化、“国学复兴”，他则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提倡“拿来主义”：“既然是西方来的，那我们就彻底地拿来就好，不要爱面子还要讲洋为中用。”为什么“洋为中用”不好？“中国传统文化原本是模糊的，讲究点到为止，不讲规则，强调讲仁、义，讲人治，这与西方规范、透明的原则从根本上是相悖的”，两个相悖的东西绑在一起，不但不能如虎添翼，反而捆住了手脚。这些说法，王石多年来都在不断地讲。

哈佛归来，王石声称：“不要说中国企业，就是和一些跨国企业比，万科在中国的企业也更西方化。”“西方化”的结果就是王石非常得意的万科的经理人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这种文化“规范不权谋”的说法：“权谋的特性是不限于规则，发展至极甚至藐视规则，这对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因而，他表示反感《鬼谷子》、《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中的权谋思想。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经理人文化，在企业中他标榜“六亲不认”：“至今，在万科没有我的亲戚，没有我的大学同学，没有我的部队战友，没有我的儿时玩伴，没有我在广州的旧同事。”

王石“不行贿”的说法，听起来颇有些不食烟火的味道，历来质疑之声很多，而且一旦质疑马上会卷入对他的身份、背景的“起底”。但万科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上市公司，其治理结构，透明度应该说是很优异的。万科发源于南方，在南方城市圈也做得比较好，在北方则大为逊色，这大概得益于南方的市场化程度、规范化程度较高，王石也说，“万科比较适应南方文化。”

任志强对万科、对王石一直颇有微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花很大篇幅，讲述自己与万科的“梁子”，读来颇有意思。任志强标榜的华远文化与王石标榜的万科文化恰成对照：王石讲“六亲不认”，任志强则大谈华远的“家文化”；万科一度清华北大学生不管什么专业来者不拒，任志强则对清华学生十分反感，“不招清华毕业的”；王石宣称不搞“洋为中用”，任志强的“华远哲学”则“结合论”比比皆是；王石津津乐道“经理人文化”，而任志强对万科的“职业经理人”的藐视跃然纸上。

尤其是华润时期万科出身的郭钧出任华远总经理，与任志强不愉快的合作、冲突，让任志强十几年后仍然耿耿于怀。郭钧按照万科的方式屡遭败绩，任志强一出手便成功：“没进过北京的人大约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北京这个官僚主义盛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非开放性或叫半开放性市场中官私关系的价值，郭钧不可能知道的是房山与大兴曾有与我在同一个团里当兵的二三百名战友，三十八军也有常年聚会的战友会，这些战友又都分别在各个政府机关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万科文化与华远文化的冲突，任志强并不讳言。南方的方式无法在北京打开局面，王石也一贯批评北京的敬酒文化、老大文化。

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王石向来不客气。不久前他谈到王石哈佛归来之“变”，大意是王石的微博，以前全是花花草草，但如今也敢批评一下有司了。

布尔乔亚范的王石，或许让人想起“精致的利己主义”一词。适时调整颜色，在有司和民众之间拿捏好分寸，利益最大化……说法挺多。诛心之论带来负面情绪，或许并不厚道，还是来点正能量吧。毕竟，好名之徒，顶多有时让人怀疑，让人生厌，而蔑视名教，和尚打伞，则可能成大奸大恶。清初理学家魏象枢说得不错，“好名是学者病，是不学者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