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与孙中山，分别代表着西土文明、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相激荡所结出的两大伟大成果。这是岭南文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伟大贡献。文化发展到最尖峰处，它就会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就像孔孟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顶上之珠，更是中华文明的顶上之珠一样。

近三十年来，我们大概兴过两轮文化热，现在是第二轮。上一轮的文化热，喜欢宏大叙事，好谈中华文化，好作反省性的思维，中国落后、中国之所以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个人崇拜加专制的怪现状，都与我们中华文化的劣根性有关。还好谈什么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区别，然后得出一个西优中劣的结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这一轮文化热，刚好与三十年前翻转来，现在好谈区域文化——山东人谈齐鲁文化，湖南人谈湖湘文化。我们广东当然要谈岭南文化，我们如此威，我们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们出过康有为梁启超，出过孙中山，还有食在广州的美誉。真可谓：近代指向南粤，更加“屈屈忽忽”（以前有讲广州话的人错把郁郁葱葱读作屈屈忽忽）。岭南文化让我们深感骄傲！总之，本土认同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

但对文化这两个字，我们不能不保持一种警惕。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有一个记者采访钱锺书，与他谈起当时的文化热，钱先生很反感，说：戈培尔说，别跟我谈文化，谁要与我谈文化我就掏出手枪来。杨绛在旁听了，从笔筒里拿出一把裁纸刀递给钱先生，这个也行。钱先生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反应呢。因为谈文化最易泛泛而谈，最容易流于概念化。

我把这种概念化现象称为“认影为形”。把一个立体的东西平面化，很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举个例，无锡在清代时有一个民间节日叫报恩节，即提倡报亲恩的节日。每逢这个节日，都有劝人行孝的歌舞表演。有一无赖急着要吃过晚饭去看节目，当他见饭还未煮时，厉声斥责他的母亲：“死老鬼，还不煮饭，误了我去玩报恩节！”按照一些文化学者习惯，研究者不知这个节早已流为一般的庙会，劝孝的歌曲已经有乐无词，流为纯娱乐活动，如果仅仅抓住这个报恩节的噱头，就说：啊！这是一个报恩之乡，孝文化之乡。这种文化学者的方法，就是认影为形的方法。以前批判传统文化，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谈区域文化，是赞其一点，不及其余。

我们谈岭南文化，就要看多几个点，不单要攻，也不单要赞，避免简单化、平面化，从文化之“影”，进入历史之“形”，进入社会之“形”。这就是我今天谈岭南文化时，希望遵循的方法。

“开放性”：不同群体有差异

岭南地处环太平洋文化圈的一环，长期是中国的唯一对外开放港口，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这自不待言，这已被文化学者讲烂了。

最早质疑广州人开放的，是什么人？是一些想来广州“沟女”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就听到有外地来的男士抱怨说，广州女孩好保守，不像想象中那样！我说，你是想象错了。一来在熟人社会里，女人多保守；二来你可能是一个令女人保守的人；三，这些女人可能仅是在交友上保守，而其他方面开放呢？大家看，评价女人开放与否已经如此之难，何况评价一个有着曲折历史的区域？

我们真不要以为岭南的市民乃至知识分子，都天然开放。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近代，广州的确是最早最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地方，但广州人历来守住一条，不让鬼佬入城。以往十三行都在城外，只准外国人在城外做生意，不管你做多大的生意，外国人不得轻易入城内，尤其不得留宿。或许可以这样说，我的城外是开放的，但城内是保守的。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与广东的省长耆英曾经约定，经过两年理顺民情，准许外人入广州城。但广州人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坚决反对外国人入城，斗争非常激烈，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就是典型一例，一时成了一个很大的外交问题，英国人心里不忿，中国官员也头痛。外国人在上海就顺利多了，是上海人比广州人开放？

其实也不是，决定一个地区开放与否，第一因素并不是意识决定的。当时上海这个小县城还没有多少市民呢。为了减少麻烦，当局给外国人在城外划块地给他们自己经营居住，华人与外国人不得混居，这就是后来的租界雏形，上海原住民与外国人井水不犯河水。这一格局歪打正着，后来促使上海这个小县大繁荣，使它很快超越广州这个老港口，又远远超出宁波、福州、厦门这些新港口，这可以说是两个广东人“合作”做成的。一个是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他把南京苏州等江南地区的社会精英——有钱人、有文化的人都吓到上海赶到上海去了。而另一位买办官僚吴健彰，他当时正好任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地委书记。

吴道台到现在的名声也不好，一是出身买办，二是出卖上海的管理权。他原来只是个卖鸡的，广州人叫他“鸡爽”，后来做大生意，做了买办，与洋人打交道，学会了“广东英语”。1842年谈《南京条约》时，他被派到南京做翻译、办外交，后来又通过买官，一来二去，做到了上海道台。他参与作出了两个对上海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一是允许被洪秀全赶出来的江南精英进入租界居住。这些精英带着他们的大把大把的金钱与字画、坛坛罐罐还有评弹艺术等等，在上海帝国主义者的保护下过上了安定日子，做起了生意，中外资本一时汇聚在上海这个地方。二是允许外国人在租界内行使行政权，比如设置工务局，设警察，并掌管税务，总之按西方人一套管理城市。搞电灯、开马路，什么不准乱倒垃圾，不准虐畜，这是中国旧城市闻所未闻的管理方式，使这里很快就成了繁荣的租界，在太平天国的纷乱包围之下，上海创造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孤岛繁荣”，这与吴道台善办外交有关。为上海带来繁荣，为自己带来了坏名声，为江南精英带来了安定环境。

回过头来看，广州是什么人善于与帝国主义打交道，善于“与狼共舞”，或者说，比较有开放头脑呢？不是文化人。而是比较集中在一个群体，就是买办阶级，而且他们大多是香山籍人，这与澳门更早西化有关。

上面说的吴健彰是买办阶级搞政治的代表。

鲍鹏则是买办阶级中办外交的先驱。他比吴健彰早出道一年多些。他在鸦片战争之初，为钦差大臣琦善作翻译，琦善对他十分依赖，就靠他来谈“穿鼻草约”。割让香港之罪就由这小小买办来担了，他被骂了一百几十年，至今未平反。

香山买办徐润则是买办阶级中做实业的代表。这个人，至今说来，还让人余香满口，他又有钱又有面，真叫长袖善舞，他先在英国洋行学做买办，后来出来自己做生意。先做茶叶生意，他不炒普洱，那时普洱不像今天这么值钱，他大概炒湖南的君山茶之类，做批发，成了当时的茶王。后来在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这些大型官办实业中当高管；中国保险业他是开山；他做文化出版，办同文书馆，精印中西书籍，成就不在后来的商务印书馆之下。

影响最最深远的是他做的一件事：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事先是由另一位香山人容闳倡议，由徐润做担保做成的。出洋在当时被认为是很冒险的，家长是相信徐润才敢派自己的儿女出洋的，所以香山籍的幼童也特别多，这班香山幼童也不负徐润所望，他们中有当过民国政府首任总理的唐绍仪、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国初年外交部长梁如浩等。你想这影响有多大！这就叫但开风气不为师。

买办中的思想家，当然是郑观应了。他先是在洋行做事，在跨国企业做高管，然后又像吴健彰那样捐纳得了个道员衔，即官阶与吴健彰同，然后被李鸿章任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中法战争时又协助张之洞，远赴越南柬埔寨，做了不少工作。总之阅历丰富，他的阅历见识，是那些书生做梦也梦不到的。所以他的《盛世危言》，洞悉世界潮流，深中中国弊端，他提倡“商战”，提倡“工商立国”。张之洞读过，评价很高，说是治世的良药金针。可惜的是，重视工商的建国之路，屡经打断，真正较长时期坚持的，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讲开放意识，讲有开放意识的人才，总离不开一个人的阅历。为什么买办阶级是广东人中最有作为也最有开放意识的群体，无不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与阅历有关。他们有一个特点，与传统士人迥异，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们父子相传，都是童工出身，十来岁就跟父兄到洋行打工，他们的学校是企业，他们的老师是洋商。

不同的阶级形成不同的团体意识，而不同的教育又会形成不同的个人意识。

那么广东的最高教育情况如何？清末时，对广东影响最大的学校是学海堂，它的灵魂人物是陈澧。陈澧的学术没有太鲜明的地域特色，但他对岭南地区的文化影响面更大于康有为。他提倡调和汉学、宋学，崇拜顾炎武，讲究“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教过文廷式、于式枚这些省外的名士，还教过梁鼎芬、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影响一直到陈垣先生。广东的教育是很传统的，很难说有什么开放意识，尽管陈澧所住的木排头离十三行并不远。

刚才讲到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这两兄弟很不同，大哥忠于清廷，小弟要推翻清廷。这两兄弟在政治上是敌人。所以我刚才说：阶级决定一个群体的共同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阶级观念。

汪精卫从小就父母双亡，是靠大哥汪兆镛带大的。他的诗集《双照楼诗词稿》第一首诗是14岁时在广东乐昌写的《游西石岩》，这时他跟着在乐昌做幕僚的大哥生活。第二首一跳就跳到27岁时写的那首著名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了。他为什么从一个小秀才一下子成了反清廷的恐怖分子？就是教育起作用。

1903年汪精卫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读书，接受西方国家观念及民主思想，并激发了“固有的民族思想”。1905年与孙中山相识，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负少年意气，不甘坐而言，要起而行，于是入京刺杀摄政王。这让大哥魂飞魄散：你拿了国家的钱去读书，却干起危害国家的事？汪精卫亦宣布脱离家庭。到了辛亥革命胜利，当时的广东都督胡汉民邀汪兆镛出任省府总秘书，他马上避走澳门。

第二年，汪精卫以胜利者身份回到广东，见到汪兆镛，大哥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表示决不出来任事，他执意要做他的清朝忠臣。入民国后，每年宣统皇帝生日，都组织广东的遗老遗少庆祝一番，还置办礼物，入贡废帝。宣统送他一个“福”字，他感激涕零，把自己的厅堂命名为“赐福堂”。他继承着从顾炎武到陈澧的遗训，讲“行己有耻”，如何才叫行己有耻？简单说，就是守得住。女人不事二夫，男人不事二姓。保住了遗民的气格，就是行己有耻了。

岭南与上海这两个开放度最高的地方，倒成了遗民最集中的地方。在广东，是以陈澧的学生辈为骨干的，除了上面讲到的汪兆镛、梁鼎芬、陈伯陶等，他们当时声称以名节相砥砺，梁鼎芬守着光绪的陵墓，为陵园种树，种了十多年。

以开放、革命的角度看，这些遗民可能会受到鄙视、耻笑，但到了汪精卫这个革命者当了汉奸被人批判时，人们回过头看看他的大哥汪兆镛，这位固执的老先生那副穷骨头有多可敬。

总之，对人的意识起作用，地域不如阶级，阶级不如教育。随着时势的衍变，我们对每一种文化取向，还将产生不同评价，甚至褒贬倒转的评价。

“兼容性”：“容”字里面有斗争

岭南文化兼容性好，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文化的多元并存、折中融合。最主要的还包括广东本地人与外来人士相处融洽，不排外。外地人很容易融入广东社会。说广东人兼容，不是没有道理，就举我的单位《羊城晚报》来说，这是一张本土性很强的报纸，号称岭南文化的标志物之一，但这张报纸的主要骨干，还是以外来精英为主。可以看出，外来人士对岭南文化的贡献率是很高的，岭南文化不单是岭南本土人创造的。这自不待言。以往的论者也说得很多了，无须我再重复了。

我要说的是，这个所谓兼容性，还是有待分析的。因为外来人士的性质是很不同的，他们来广东的原因、目的各各不同，因此，本土人士作出的反应也会很不相同。

总体来说，明清以来，移入广东的人分三类：军政性移民，农业性移民，还有就是工商性移民。军政移民的特征是一个字：压。农业移民的特征一个字：斗。只有工商性移民才是兼容的。

三百多间，军政类移民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康熙年间的八旗军入广州。第二次是1949年解放军解放广州。

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看了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很怪异于屈大均的一个观点：说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北方人来了广州之后，把阴气带来了南方，令广州冷了许多，甚至下起雪来。我的朋友认为这说得没有道理。我对他说，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屈大均写书时，正是八旗入粤之初。他说的北人，不是一般的北方人，正是指八旗军，他说的气候不单是自然气候，更是政治气候，是一个遗民的心理气候。他对于满清的文化政策是有忧虑的，而这个政权后来果然禁他的书、刨他的坟，你说是不是“周天寒彻”？第一批八旗军入粤是康熙二十年，这时三藩刚平定，第一批一千多人进驻广州，随后增加到三千多人。那时广州地小人少，一下子来了三千多北方剽悍汉子，广州民众为之不安。

清初八旗留驻广州，原来是要调防的。但到了乾隆年间，和平日子久了，就准许旗人携眷长驻广州，原本不让军队经商，后来人口越来越多，旗人的生活也成问题，就准许军人家庭经商，慢慢就商业化，融入本土了。“致美斋”就是旗人开的，我们现在都只把它看成纯本土的老字号。商承祚教授的祖上是汉军旗人，被屈大均称为把寒气带来广州的就是他的祖上，但到了商承祚的父亲，已经是晚清的探花。他们家已经把籍贯写为番禺了。军政移民，先压后融，经过了近两三百年。

讲到商承祚，想起王贵忱先生，他们都是从辽宁铁岭来的，他们分别与两次军事移民有关。

王贵忱则是跟着陶铸南下的，是“四野”南下大军一员。他来广东后，初时当过汕头地区的银行行长，后来不知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当上了右派，广东少了一个行长，但多了一个学者。他后来潜心学问，大量研究岭南文献，成为一位著名的岭南学者。王贵忱融入岭南文化，是以最快的速度、以最精尖的水平融入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话说这一次的南下大军进入广东，以军事解放为第一波，以土改运动为第二波。他们很快成为广东领导干部的主流。写《先行一步》和《邓小平时代》的哈佛教授傅高义，他的成名作是研究1949年到1968年期间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据他提供的数据，到土改结束时，大约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当地干部，而这只是指县团级以上干部，而更大量的是普通干部。县委第一书记全是讲普通话的北方人，原来是本地人的，都一律换上南下干部。在报社，原来在香港很有办报经验的广东籍红色报人，一般也不能担当报社的第一把手。叶剑英、方方等广东籍干部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批评和排挤。这一做法被称为“反地方主义”。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提出，广东应该重视本地干部，才有了更多的本地干部当上地方第一把手。

著名作家吴有恒就是一位受“反地方主义”打击的地方干部，他原是广州市委书记，因为为一个下属鸣不平，被撤职下放当造纸厂的车间主任，他自己就干起文学来，写小说，写散文，写诗，都另有寄托，尤其他的旧体诗，有一股郁勃之气。到“文革”后复出，他不愿意回到政界，而选择出任《羊城晚报》总编辑，他大讲“干预生活”，强调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岭南媒体有种“野性”，这就是压出来的文化，而不是容出来的文化嘛！

下一个就说农业移民了。四邑地区原属人少地广的地区，从明末开始，就陆续有原来粤东的客家人移民到这个地区，康乾以后，人口大大增多，土地资源变得稀缺，从道光年间起，四邑地区的土著与客家因为争地争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后来影响到肇庆地区，双方死的散失的，有说是五六十万，有说达一百万人，世代成仇。到同治年间，打斗还是很厉害。发展到要巡抚出动，到台山去弹压，最后将台山分成两个县，并通过再次移民，合并同类项，土人集中在新宁县，客家人集中到赤溪县，还把一些客家人迁到粤西地区。新宁、赤溪两县土客之间长期互不往来，互不通婚，双方心存敌意。四邑地区的客家妇女，在河涌边洗衣，都养成面向岸上背对水的习惯，听说就是怕土人在背后使坏，可想而知，客家人的不安全感有多严重。光宣以后，土客斗争减少了许多，到新中国成立后，台山与赤溪才重新合为一县，土客双方才开始往来、通婚。

因为受长达百年的械斗的深刻影响，使得原来广东人的尚武精神更加得到弘扬，加上晚清以来，匪患严重，所以，在四邑、粤西，以及珠三角地区，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武馆，有拳师，有护村队。在子弟间世代相传，既是男子汉健身方式，又是娱乐方式，更是保乡守土的手段。到现在，醒狮队已经成为一种广府文化的象征了！这也是一种“斗”出来的文化。

与农业移民不同的是商业移民，二者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空间不同，工商业移民住城市，农业移民住农村。二是聚居形态不同，商业移民因事缘而聚居，农业移民因血缘而聚居。农业以水土资源为主，此消彼长，有你无我；而商业则重在流通，讲究互通有无，有你才有我。所以，工商业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更容易相融。所谓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大概往往表现在工商业移民这个领域。由于这一点已经讲得很多，我也讲不出许多新意来。就此打住吧。

总之，我的意思是，兼容之外，岭南还有压出来的文化，斗出来的文化。文化是复杂的，恶之花可以开出善之果。而兼容本身，也并不总是热水冲奶粉，见水就溶、水乳交融；也有很多复杂曲折的过程，才使得文化有些层次感，有些颗粒感，才更有味。

“海洋性”：精粗互见、利害参半

岭南文化有“海洋性”，这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区别最大的地方。这一点也是以往论者说得很多的。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所谓“二西之学”，即西土文化与西洋文化，二者的传入，都与广州这个港口有莫大的关系。

而外来文化的传入，变化多端，关键在于一个遇字，看这外来因素遇到什么本土因素，产生什么化学反应。这其中不但有粗精之别，还有利害之别。而且精粗利害之间，还常常出人意料。

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南越王墓出土的实物可证，在西汉初就已经相当兴盛了。这条水路，既是中国人向西方求佛法，也是西土僧人入华传法的重要通道。东晋的法显和尚去西方取经两次，一次水路一次陆路。他说，从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坐商船来广州，利用季候风的助力，一般就是五十来天的时间。可见在东晋已经相当成熟了。再到武则天那个时候，即慧能的时代，走海路取经的比陆路更多，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这个情况，这些为了求法的和尚，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其中讲到一位叫常愍的和尚，船被创漏，眼看就要沉没，他为了他人能坐小船逃生，坚持守着大船，面向西方，念着经文，身沉大海，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广州历来就是印度文明的重要登陆地点，广州现在还有块“西来初地”，就是菩提达摩来广州登陆的地方。自从东汉到唐朝，西来的高僧不断，这是一块佛教的登陆之地，中转之地，也是传播的中心。广州长期是仅次于南京的全国翻译传播佛经最多的地方。

正是有这样一个大背景，岭南出过两部佛教书籍，一部是东汉的牟融《理惑论》，一部是唐代的记录慧能思想的《坛经》。两部书相隔六百多年。

牟融是岭南苍梧人，大概少年时学问比较驳杂，学过方术，又深研过老子庄子，按汤用彤先生的说法是“充分表现五方杂处、交通频仍地方之精神”，这两句话，可以说就是很好的岭南地域文化特征的概括。牟融是最早研究佛教有心得的中国人，他的《理惑论》，其实就是佛教初来时，处于“格义”阶段的著作，什么叫“格义”？就是用旧概念套解新概念，用老子庄子的述语来附会佛家学说。也可以说是西土文化进入中国的初级结果。

慧能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他的意义，我们一般人往往以为只是宗教范围之事。余英时认为唐宋两代精神世界的突破，慧能是启动者。余英时论述“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就是从慧能开始的。这个思想解放的意义，影响及于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从韩愈到陆九渊到王阳明，乃至最终对于经济社会都深具影响。一直到1959年毛泽东提倡打破权威，还提到慧能，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其实就是从慧能的“上上人有下下智，下下人有上上智”生发来的。当然，毛泽东把它绝对化了。钱穆说慧能是中国的马丁·路德，这是很有见地的。

这个思想解放者由一个南方的下等人来担当，其中自有一定因缘。慧能开始时不过是来自岭南的砍柴仔，他在黄梅求“作佛”，众僧环绕的弘忍大师问他：你是南方人，能有什么佛性？慧能回答：地有分南北，佛性无南北。这句话令弘忍刮目相看。大家留意，他在开始时就否定了南北的差别，取消了北方对于南方的优势。

顺着这个逻辑下去，他又取消了上上人与下下人的差别，到最后，更取消西方与东方的差别，取消了西方乐土对于中土的优势。他说，西方也有心恶人，东方也有心善人；自心清净，即在西方。最后，他把西方乐土搬到了每一个人的觉悟心、清净心之上，彼岸就在你的心里。几句话，就已使佛教从出世转向入世，且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慧能的思想一经普及，中国就再没有人想着去西方求佛了，当然，那时印度也变了。

如果说，就文化水平而言，慧能远不如牟融。牟融对道家学说有深入研究，他用道来解佛，作了细致的比附，没有学问还真不成。慧能不认识字，以卑贱之身，面对高僧大德的刁难性问话，他的回答，只是说出一个常识而已，他最宝贵的，是敢率真地、无畏地说出自己所见所想。慧能与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一样，都没有杂念。慧能指出一条修行的道路，就是去除杂念、妄念。其实，所谓知识往往就是成见，就是杂念。慧能之胜于牟融，不但是时代使然，还在于牟融是以老庄去对接佛法，而慧能仅是以清净心去直悟它。

外来文化的传入，其效果如何，有时真要看你用什么方式接受它，或者看你用什么东西去对接它、消化它。

说完西土说西洋。西洋文化传入岭南，也先后结了两个果，先结一个怪果，叫洪秀全；后来才结出孙中山这个正果。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广东传教更自由了。洪秀全这个落第秀才，听了传教士的布道。忽然作寒作热，谵语不断，自认是耶稣的弟弟。后来到广西金田，搞天父天兄下凡，装神弄鬼，他的拜上帝会，把已经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又硬生生的整回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真令他的基督教老师蒙羞。基督教中人认不出他的上帝，也不认他的上帝！倒是粤西人民觉得似曾相识，因为那个地方早就有请神问米之类的迷信活动。只不过他们原来请的神是已经死了的亲人，现在请的是西方的上帝罢了。

在岭南的西部，确实有许多神秘主义的东西，洪秀全要选择这个地方起事，是有合适土壤的。他将西方的上帝与岭南地区的尚巫风气结合起来，炒为一碟——叫做拜上帝会。这是多么落后的东西！西方的东西竟然会启发出如此反动落后的东西！

孙中山可以说是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很好结合。他的精华思想在什么地方？现在只宣扬他推翻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实，他的精华在“五权分立”学说与“权能两分”学说，而这两个“孙中山问题”是融和一体的。但我觉得可以这样说，他的“五权分立”是留给我们中国的问题，而“权能两分”则是留给今天西方的问题。

他的“五权分立”说，源于孟德斯鸠，结合中国古代文官治理体系的监察传统与考试传统，重加分析，从立法权中分出监察权，从行政权中分出考选权。形成五权分立。孙中山之所以不盲从于“三权分立”制，他认为只强调分权，强调相互牵制，容易使行政权过分削弱。所以，他的“五权分立”的设计，是以“行政优先”的；而“三权分立”的实践则是“立法至上”的。虽然，从实践上来看，“五权分立”的运行效果并未如孙中山的理想。或者说，这设计仍不无可商。但他的思考与匠心，他融汇中西治理经验的分权设想，对于今天中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他对“政府有能，则民权难保；民权发达，则政府容易无能”的矛盾的思考，也仍有其特殊意义。近年“三权分立”体制不能解决金融巨头对政治的操纵，不能解决政府效率的低下、甚至失能，不能解决社会族群分裂对立等一系列的“民主病”，确实让人忧虑。当我们回过头来，对孙中山一百年前有关“权能分立”的思考，仍然让我们感受到其中的温度。

慧能与孙中山，分别代表着西土文明、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相激荡所结出的两大伟大成果。说到这里，有一个特征要表一表的，就是它包含了海洋性，又超越了海洋性——有一种俯视中西、融汇中西、超越中西的气概。岭南文化的最尖峰处，更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就像孔孟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顶上之珠，更是中华文明的顶上之珠一样。

我从三个常见概念出发，然后努力挣脱概念，努力回到历史，回到社会去作出我们的新的解释。也就是开头我所讲的，从影到形，从而看出文化的多面性。那么，我所讲的，就是回到了形了吗？远远没有，最多只能说，是离开影的一个努力。而从影到形是没有止境的，永远都只是一个离开影、迫近形的过程。这就是历史学的深度所在。我对岭南文化应该求此深度，对民族文化也应如是，对西方文化，也该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