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尝试着连载这本书，我不断鼓励老头儿的写作，先后给他寄过《马桥词典》、《白鹿原》、《寻找家园》、《1957年的夏季》、《私人医生回忆录》等。这些高品质的著作，对老头儿写这本书毫无疑问有着不小的影响。他和朱正先生一样都是湖南人，美术背景与划右、系狱经历和高尔泰先生类似，蹉跎坡和韩少功先生笔下的汨罗县马桥乡在文化地理环境上类似，在乡村志的记忆上又和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有相仿的历史长度。

与这些大作家不一样的是，父亲心态更平和，往好点说是骨子里热爱生活的乐观豁达。往差里说，就是命如草芥的卑微了。划右派时，父亲几乎没有任何抵抗，随波逐流地走向人生低谷。法庭上，面对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审判，不同于同案犯皆遂伯，父亲没有抗辩；看守所里，面对贪墨其财产的狱警，父亲也不敢指证其罪，直至其畏罪吞枪自杀。

他似乎从未认真想过要讨一个公道。巫宁坤在《一滴泪》里所描述的那种右派走出平反办公室即一头撞在墙上以示不合作的反抗，在他身上看不到。郑念在《上海生死劫》里对于那个荒谬年代的蔑视与愤怒，他也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显示过。连高尔泰先生在《寻找家园》貌似平静的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冷峻与恨意，他也不曾有。

凡事做最坏的准备，是他的口头禅，但他总是有办法尽快忘掉痛苦。被划右派的当天晚上，他还有心情去买几个发饼，边吃边琢磨如何写检讨，发饼吃完了，检讨到底也没写出一个字来。进了看守所，每晚接梆（监所利用犯人黑夜敲梆，以让其互相监督，减轻狱警巡视负担）听梆时，他还有兴趣凝神倾听13号女监传来的梆声，渴望能听到有旋律的八分之一音符。

等正式进了监狱，从小就动手能力极强的他，很快凭借美术天赋获得出入监舍的小小自由，甚至有本事带领狱警和犯人一起土法上马，用竹子制作压水泵和孔明车。劳改释放后等着挨批斗的间隙，他能如醉如痴地蹲在地上凝视着蚂蚁上树，看一种叫水牛的小甲虫在沙地钻进钻出的漩涡。

这是他身上某种与生俱来的顽童气质，也是童年相对优渥的生活在他身上打下来的烙印。这种平和甚至成为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锱铢必究的有闻必录。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父亲这本书，喜欢是自然的事情，但总有点担心喜欢是因为太近太熟悉太亲切，而不是因为本身的品质。想起长沙读书会上孟泽教授的话，也许这种絮叨和繁杂，正是个人史本来的原貌？

诸多书评中，我的乡党、厦门大学林英老师写的一篇给我印象极深。她认为这种不事修饰的原始语态，才是真实的乡土记忆。而我们嘴里所活跃的包括普通话在内的现代汉语早就“掉包”了父辈们的方言。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权力之外，文化编码也真实存在在每个词语中。

受《马桥词典》的启发，父亲在书中专设了《反右词典》一节。我受父亲的启发，在操作《起底王立军》系列报道时，也专设了第八篇稿子《王立军词典》。此番再袭故智，我把读父亲这本书时念兹在兹的几个意象，归纳为《蹉跎坡词典》，先出来四个词，以后再逐渐丰富之。

1、时间差

2、改锹子

3、龙五

4、三台

【一、“时间差”】

1990年代初，左派理论家喻权域写过一篇著名文章《三个时间差》，论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优于资本主义。

在历史沉闷的脚步中，确实有经常被忽略掉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时间差。像镇反、反右和“文革”，这三个大事件，在城市与乡村，在政治中心与边远地区之间，时间差尤其明显。

最突出的例子是反右。

反右运动的经典三部曲是：开始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突变于5月15日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定性于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按照朱正先生《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的考证，全国大大小小五十余万右派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在1957年春夏之交这短短四十七天里就早已经注定。

而我父亲被通知集中到县城参加鸣放竟是反右尘埃落定大半年后的1958年1月11日。被划右派是1个月后的2月12日，农历1957年腊月二十四，南方农村俗称过小年，也是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日子。57年前的今天，成为我父亲人生命运的分水岭。

朱正的妻子当时在湖南湘阴县黄柏峡小学（现属汨罗县）教书，也和我父亲一样，在1958年初的寒假里稀里糊涂成了右派分子。划右原因荒诞到可笑——“她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里，开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大家接着话头说下去，结果全组只有担任记录的一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专门记录别人的发言，记录本上没有他的发言。”

朱正感叹：这时不但章伯钧、罗隆基早已划了右派，城市里那些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也都早已结束。可是这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教一点书，平日连报纸也少看，他们竟是如此闭塞，不知忌讳。套用金圣叹的名言，他们的这项右派帽子，可说是于无意得之，大奇！

三个月后的1958年5月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是这么说这批人的：“实际上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30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

查文件，早在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就指示要在中小学两百多万教职员中专门开展整风反右斗争，而且“要利用寒暑假集中起来解决，要做到整风和教学两不误。”

领袖说这是阳谋。这真是货真价实的阳谋，一个打时间差的阳谋。在领袖眼里，把像我父亲、朱正先生的妻子等几十万“群氓”装进右派口袋里，真如牧羊驱豚一般，理所当然，势所宜然。

这些“群氓”们，一跤跌进了历史的时间差里。

【二、“改锹子”】

曾祖父是个染匠作坊的小老板，自己加工和出售印染棉布，相对专事耕作的地道农民来说，这是个技术活，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来说都要稍高一等，这也本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相较于第一产业的当然优势。

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的土改，彻底改变了这种产业分工，曾祖父被迫弃工商而归农，从头学习犁耙功夫。未删节的70万字全本中曾记叙正在吃力耕地的曾祖父和旁人的对答：

“路过的老农就笑道：哎哟，骟牛的人骟不得马，苍老板你只做得染匠师傅啊！祖父的回答总是，哈哈，我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只求吹得响，不求吹出调子来！”

曾祖父这种八十岁改行学吹鼓手的人生，被称为“改锹子”。地方称农户阉割后的公猪饲养而成的肉猪为“改锹子”，喻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不得不适应的例子。

曾祖父的“改锹子”人生，在1958年的夏天骤然划上句号。那时，在反右运动中落网的父亲已系狱四个多月。

1962年出狱后，父亲回到乡间务农，修炼三皮（手掌、脚掌和肩膀皮），学习和适应从未干过的农活。和母亲结婚后，又师从母亲改学缝纫，以贴补家用。

父亲自小读书，师范毕业后教书，按照曾祖父的设计与期望，这个孙子本应该成为一个儒雅的先生。之后命运跌宕起伏，自文而农而工，曾祖父未曾想到，孙子最终还是接过了他的衣钵，也成为一枚正宗“改锹子”。

从1949到1979，那三十年间，千千万万中国人如我曾祖父和我父亲那样，有着被外力剧烈改变的“改锹子”式动荡人生。而历史的宏大叙事总归会忽略掉普通人的记忆，不知道多少“改锹子”式的个体血泪命运湮灭在其中。

尔后，我们五个姐弟相继出生。以当时的政治环境，父亲从未对五个孩子的未来有过任何奢望与设想，在他心里，能平安种地即知足了。我还记得有一年他撰写的大门春联是：以农为本，修德立身。他设计的芸香居，房间东西对称，连柚树也是两边各栽一株，以备我们兄弟长大后各自分家立业。

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五个孩子中，除大姐外，我们四个相继考学跳出农门，吃上了让乡邻艳羡的“国家粮”。这个改变完全在父亲的意料之外。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完全放下过内心的忧虑与担心。

在书中《改锹子》这一节的最后一段，父亲如是忧心忡忡的写道：

“我想，这不是遗传，这是畸形社会的产物。大凡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到来，就必有改锹子出现。但求蹉跎坡的后代，不要再出现改锹子。”

【三、“龙五”】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合称地富反坏右，简称五类分子，又称“黑五类”，乃阶级敌人。现在的黑豆、黑芝麻等几种黑色食品也简称“黑五类”，此为戏谑之语也。

黑五类其来有自，地主和富农这两类是土改的结果，反革命有历史反革命（简称历反）和现行反革命（简称现反）之分，历反是1949年后大规模肃反的产物，现反则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坏分子也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和其他几类的标准都挨不上的，大多归于坏分子，这是一个著名的口袋罪，其功能类似于后来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1997年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

右派分子则肇始于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这是我父亲的标签。我外公外婆是地主家庭，于是我母亲的标签即是地主子女，这是个非正式标签。

这种阶级成分标签，目的是将其归于贱民阶层，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格附加。每个活生生的人，其道德形象，手艺才华，个性风格，都被打上这个贱民标签，贯穿在他的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最后外化成见怪不怪的类型化人际关系。这就是1949年后施行了整三十年的种姓制度。

政治标签转为人格身份附加后，会有穿越时空的惯性。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写到盐早盐午兄弟从小被叫做汉奸，到成年后也一直被乡邻们叫做汉奸。本书《地道的外号》一节中，曾详述“坯分子”沈培文以及“反革命”沈富乔的来由，这些外号，也从政治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

五类分子需要经常集训，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中共九大后的“文革”后期，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五类分子队伍越来越庞大，集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山西作家毕星星跟我说，他完整地保存了从1964年“四清”运动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他们村里所有阶级敌人的档案。毕所在的牛头村一共2000多人，建档的阶级敌人有117人。这个数字既形象地说明了阶级敌人的具体存在，也很符合领袖搞运动以来一直喜欢的那个5%的比例。

龙伏公社的阶级敌人最后有多少，父亲一直没能查到数据。但五类分子们的集训地点最后固定在文秀祠堂。祠堂对联是“所敬在此，聚族于斯”，父亲看久了忍不住产生联想，觉得这首工稳的祠堂联似乎变成了“所斗在此，聚训于斯”。

五类分子集训会专门组建了伙食团，添置了一整套固定的炊具，有专人管理，作永久打算，所有炊具用具上，都用大红磁漆写上“龙五”两字。

“龙五”者，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也。看到这两个字，主事者的用意，集训的五类分子们心知肚明。“龙五”们悲哀地感知到，自己这一代，甚至下一代的命运，可能就这么千秋万载的集训下去。

【四、“三台”】

我能记事以来最深刻的一段回忆，是3岁时。我躺在床头玩，嘴里念叨着两个领袖的名字：毛泽东、朱德，那是睡前受大人们闲谈的影响。年幼的我把这两个名字当无意识的发音练习，反复在嘴里念叨，最后简略成：毛朱、朱毛，毛朱、朱毛……忍不住联想到乡下孩子常见的毛猪和猪毛，噗嗤一声笑起来。被惊到的父亲一下走到床头，按住我的嘴，警告我说不许瞎念。

自此之后，受到惊吓的我再也没念叨过这两个词。

那是1976年的夏天，“文革”在当年10月即宣告结束。这是一场对年幼孩子留下具体而微影响的运动。

我们这个八口之家，父母作为承上启下的家庭支柱，各自背着家庭成分的原罪。双料“政治贱民”的标签，自然成为家庭孤立于周边社区环境的最大特征。

五类分子集训之外，“文革”中最常见的政治场景是批斗会，父亲自然是批斗台上的常客，不仅如此，被批斗前作为苦力还要负责搭批斗台，批斗完还得和其他一起被批斗的政治贱民拆台，此谓“三台”。

如何化解一个父亲在孩子眼里被当众批斗的屈辱和尴尬？他的文人习惯是赋诗自嘲，诸如“人生三台寻常事，休将白发唱黄鸡”之类。

母亲则极力约束五个孩子，不跟别家孩子发生任何冲突，甚至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她竭力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运动中小心翼翼地维系一个家庭的平安。细心的主妇甚至能从过年时我们拜年挣回来的糖果里，判断出各家各户对我们这个家庭亲疏远近的关系调整。

在我四个哥哥姐姐眼里，治保主任与生产队长都是极威风的大官，可以决定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甚至生死存亡。

到了1980年代之后，再回忆起“文革”以及之前的社教四清等，我母亲习惯用一个词来总结那段时光，叫“受打击时”。这个短语用的是和受难者身份很相宜的被动语态，甚至找不到主语，自然就无所谓怨怼与仇恨。老人家也确实语调平和，听不出有多大的哀怨。

这是“文革”对一个家庭的影响，连抱怨都会避免具体的指向，恐惧的记忆早已经化入血液。

1990年夏天，我随父亲从郴州坐火车回长沙，绿皮硬座车厢里，父亲躺在椅子上睡觉。凌晨时分乘警在过道里穿行，一边吆喝着让乘客看好行李，一边用三接头皮鞋挨个踢醒睡觉的乘客。父亲从梦中惊醒，一股脑坐起来，嘴里诺诺连声。

年少的我，在一边看着自己眼里受人尊敬的父亲，对那个警察粗鲁无礼的举止无任何不悦，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服从，深觉屈辱。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牢狱生活留下的烙印，还是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服从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

想起2013年秋天，本书出版，要在长沙开一个读书座谈会。座谈会前一天的半夜，父亲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明天这个会是否要紧，会不会有麻烦。

又想起2012年秋天，我在港大新闻传媒研究中心盘桓，父亲也过来小住了几天。钱钢老师请我们父子吃饭，说我俩性格相似，文风也类似，然后开玩笑说千万不要“满门忠烈”。

这个玩笑涉及到政治歧视下的家庭环境对下一代人的性格影响。回想起来，虽然不能说乡邻们都是坏人，但在“受打击时”，我们这个大家庭毫无疑问是被孤立，被打量的。清高、洁身自好与小心谨慎、凡事退让这些处事风格就成为父母安身立命的烙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五姐弟的集体性格。

这是那个年代对几代人的影响。我希望，能在我和我女儿这一代之间，彻底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