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经常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手眼通天，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凌厉，强势。

刘汉、刘迎霞等密集的政商勾连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广汉启示录

有一次，当地公安局刑警队召开会议，要求全体干警必须参加。当天，很多同志以生病或出差为由请假，缺席甚多。晚上，在当地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某的宴会上，所有干警悉数到场，甚至连一年都没有在单位见到的人都出现了。当然，刑警队长也在。“这群崽子”，他骂道。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件事。近来，密集的政商勾连的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沉默而凌厉的势力

上述的广汉故事，大概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对那些来自县城，来自内地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朋友们来说。笔者在北方某县城听到的本地版本是这样的：有一天，县里那位“首富”、“首善”、“大哥”同几个朋友聊天，说只要他喊一声，县里某某炙手可热的领导就会来。众友狐疑，于是大哥拿起手机。15分钟后，县里几位主要领导悉数赶到他们的饭局。

曾成杰、李途纯、兰世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终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畸形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在他们坐大之后，暴力与权势成为支配本地市场的唯一准则，正常的商业生态被破坏。甚至，个别这样的“企业家”在与权力深度勾连之后，成为所谓的“第二组织部长”、“影子政府”，地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为之全面扭曲。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看，是弱势群体，基本产权保障都远不完善；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又仿佛权势熏天，横行不法，为百姓痛恨。这种矛盾，令人困惑。而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社会萌生而法治秩序不能确立并发挥有力作用之时，这种现象就会泛滥。200年前的西欧如此，19世纪的美国如此，近年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社会如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亦是如此：合法经营者得不到有力保护，被欺凌，被侵夺，而勾结权贵与民间黑恶势力，则可坐收高额的垄断溢价，于是暴力秩序逐渐取代正常的商业秩序。而要走向现代文明，以及所谓的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就在于能否扭转市场秩序的权贵化、暴力化，而建立起真正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秩序。

法治的市场秩序，最易受到两股势力的侵害，即权贵与民间黑社会。在这两者交相侵逼的夹缝中生存，或者主动攀附、利用它们，与它们合流，成为它们的工具，这是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传统较为薄弱的内地小城市，情形通常会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基本生态下，不可能有真正强势的民营企业。刘汉曾经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强势，并非“民营企业家”的强势，而是在他身上合流的权贵势力与民间黑恶势力的强势，尤其是前者。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幌子，是借以变现的渠道、终端而已。

一个商业传统薄弱、而集权传统深厚的民族，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意图攀附权力、依赖垄断一朝暴富，几乎是具有强烈权力崇拜意识的民众的本能反应。从众多手捧《胡雪岩》传精研商战秘诀的国人那里，可窥一端。而这也并非幻想，而是切合现实的，因为确实有很多走这条路的人成为暴发者，成本很小而收益巨大。越到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地区，人们越可能迷信这个，甚至对之艳羡不已。

获得一个“红帽子”，不仅是面子上的荣耀与心里的安全感，也是打开了一条结交权贵、谋取暴利的通道，所以才有不久前震动全国的衡阳破坏选举事件。事件中，民营企业家正是行贿的主力。据《财经》杂志报道，发生贿选的该届代表团早被讥为“官商代表团”，其90%以上的工农代表名额实际被企业老板占据。

而此事件的败露，也来自于涉案企业家的检举：“心里很不舒服，找了这么多人，很狼狈……”贿选成功，固然高兴，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丧失尊严的事，而你又不得不去做。这就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生态，近年来多地曝光了类似的贿选案。

不受法治约束的权贵势力，越往上去，越是沉默而凌厉，其神秘莫测，若非难逢的机缘，肉眼凡胎，难窥其详。甚至，根本就看不懂。它所涉足之处，一切市场秩序，统统失效。在刘汉、刘迎霞这样的神秘奇迹背后，正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市场秩序的覆灭，普通民营经济被驱逐，被消灭。这种现象如有其普遍性，则“中等陷阱”之说即被坐实。

胡雪岩、杜月笙、厚黑学

与凌厉而无形的白手套相比，所谓的民间“黑社会”，则是绝对的“小巫”。事实上，“社会”(society)之说，源自近代，本意是指与政治相区分的领域。近代市民阶级兴起，有了市民的私人生活与自由结社，才有“社会”。在政治支配一切、吞并一切的时代，无所谓“社会”，如古希腊的城邦，如计划时代。按这样的界定，中国的“社会”传统，并不发达。“白社会”不发达，“黑社会”这种寄生物自然也难以壮大。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黑社会”一度发达，其背后的基础正是彼时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以及租界的分治，使个体自由与结社自由获得充分的释放与施展的舞台。

有一个人，他曾拥有一系列让人炫目的头衔：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董事长、《申报》董事长、《中央日报》常务董事、大东书局主席董事、复旦中学校董，等等。没错，他就是杜月笙。他是青帮头子，“工商界巨子”，“大善士”，“党国要人”，“上海皇帝”。如同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是“美国梦”的象征一样，他从赤贫到暴发的人生历程也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象征。而如同广汉那位四川“首富”、“首善”一样，他的成功之路，也布满了骗局、暴力与不为人知的秘密。

胡雪岩传、杜月笙传，还有厚黑学，早已成为众多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国人的必读书目，经过影视浪漫化的杜月笙形象也确实令人神往。黑白兼通，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说，大概是引以为豪的境界。近年来，经济勃兴，民间社会崛起，而法治缺失，黑社会由之获得滋生的温床。一些民营企业家，走上“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道路。或者，一些黑道分子，通过巧取豪夺，非法经营，摇身成为“民营企业家”。黑社会是军队与警察之外最大的武装力量，其暴力行为，是市场秩序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竞标会上，“谁敢举牌，举一次砍条胳膊”就是明证。而面对外媒，那“从来都是赢家，从不失手”的话，也洋溢着“大哥”才有的霸气。

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引来“木桶效应”，劣币驱逐良币，人们争相向下看齐。在许多地区，许多行业，黑白兼通，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不得已的选择。重庆的故事，以打黑为名，遵循的却是另外的逻辑。而撇开这个来看，众多的民营企业家涉黑案件，近年来也确实引人注目。

鞍山经营矿业的企业家袁诚家涉黑被抓，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厚道的一个人，对家人、职工都不错。但是，在当地，“涉及矿产的民企若没有一些越轨行为，也很难生存下去”，“当地对矿产的争夺日趋恶化，袁诚家也多次受人欺负，因此意欲成立保矿队”，结果就是报道所说的：“袁诚家蜕变为涉黑组织头目，走向了人生的反面。”再比如，当年“抚顺涉黑第一案”，民营企业家曲全国被抓，同样据上述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对罪名不以为然：“在抚顺，在沈阳，雇佣黑社会势力搞拆迁，对付钉子户是平常事，只不过碰上曲全国倒霉罢了。”

在“红帽子”与“黑社会”之间纠结、周旋，不善攀附者步履维艰，被边缘，被淘汰，而个别成功逢迎者左右逢源，甚至摇身成为代理的资源配置者，凌驾于其他民企甚至国企之上，成为权贵攫取利益的渠道、工具。而市场秩序，则在这红与黑的交相侵逼中，沦陷，失范。这就是最近一系列案件暴露的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

对十几年前读大学的人来说，“建昊奖学金”，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与全国学联主持颁发、专为大学生设立的奖学金，招牌闪亮，一时风尚。如今，搜索网页，它仍停留在许多人、许多大学院系的自我简介中。而它的设立者，袁宝璟，8年前即因涉黑案被处决。8年后，他的仇人，也以涉黑之名，面临审判。轮回之叹，没有什么意义，惟愿我们的市场环境，能因此而有进步。

袍哥旧事

山东多响马，四川多袍哥，自古皆然。

自汶川大地震以来，川渝一直是是非之地，似乎长时间只处在一个季节：多事之秋。无论是重庆薄王当政时的唱红打黑，还是近来一些四川权贵富豪纷纷涉罪落马，都是例子。尤其有趣的是，在内幕曝光后，有心人还会发现，袍哥一词频频出现。有人认为，以“涉黑”之名被收审的地方富豪，和曾在巴蜀大地风行一时的袍哥组织有着承继关系，并认为这是一种川渝独有的富于地域特色的情况，袍哥现象于是引人瞩目，令人好奇。

身为四川人，我自小对袍哥一词耳熟能详，并明白它只是方言中的常用词，更多地存在于巴蜀民间口语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若言及袍哥，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做派和风格，语义的褒贬，随语境不同而有区别，而并非意味着此人是袍哥组织的一员。

哥老会与青帮、洪帮并列，是中国近代三大帮会组织，明末清初出现的民间秘密会社。袍哥即哥老会成员的俗称。现在一般认为，哥老会源自四川，后发展至云贵、湖广、两广，陕甘乃至新疆。

哥老会是秘密会党，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一直是清廷剿除的对象。但根植民间、立足江湖的袍哥，更多的是标榜传统道德、讲究袍泽情谊、宣扬江湖义气；不过，袍哥们在政治上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从行径看，其中的多数人更像是一群愚昧盲从的蛮勇之辈，惯于以利益为导向的见风使舵，而其中堪称英雄，有益于世道者，可谓凤毛麟角。一方面，清廷禁止和镇压的结果，是袍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袍哥也曾积极襄助清廷，比如，在清剿太平天国中成名的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将领、四川人彭玉麟及其众多部下，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袍哥；后来在义和团暴乱中，袍哥会众也积极响应老佛爷的号召，烧教堂、灭洋人。

不过，为清王朝敲响了丧钟的四川保路运动，袍哥厥功甚伟。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张澜、吴玉章等，在属于同盟会会员的同时，也都有袍哥名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四川首任督军尹昌衡，更将袍哥公口堂子设到了督军府，在官衙升起了大汉公的旗号，这堪称袍哥历史中辉煌的一页。

在四川地界内的辛亥革命，更有“袍哥革命”的别称。遍布全川城乡的袍哥组织，成为了推翻清朝的主力军。袍哥势力借此达到顶峰，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组织，翻开了袍哥迅猛发展的新篇章。这一此前以游民为主，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秘密会社和非法组织，时来运转，拆除了原来的藩篱，打破了行业和阶层的界限，急剧壮大。在这一被称为“袍哥翻身”巨变中，史料显示，当时近60%以上的川人都参加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袍哥组织。仅重庆码头，职业袍哥即有10万人之众。袍哥组织的合法化和公开化，还开启社会中上阶层人士加入袍哥组织，以及袍哥开始分流和多元化的先河。

从此有了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之分。前者不乏权贵名流，会众大都从事正当行业，雅人混江湖，多用软实力；本分人家入会，则多半是顺应时势，从众而为，以保家庭平安，求生活稳当；浑水袍哥则不改流民匪盗本色，依旧做“棒客”、“棒老二”—巴蜀方言中土匪的别号。袍哥兴盛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现象，以及改变和塑形的民俗习惯，也自此在盆地内有无远弗届之势。袍哥们推崇的道义畅行，甚至于许多袍哥黑话、隐语、暗号，逐步扩散于民间，演变成方言中的日常用语，至今盛行不衰。

民国时代是袍哥的鼎盛期，袍哥组织几乎渗入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辛亥革命后，袍哥成为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控制了社会，左右着政局。

国难当头，袍哥也有神勇奉献。抗战期间，350万川军开赴抗日前线，伤亡64万，这两者均居全国之冠，而被俘率亦全国最低，豪气和刚烈毕现。简而言之，这抗日正面战场上，每5位中国军人就有1位四川人，而他，就可能是一位袍哥。

换言之，断言四川多数家庭，都与袍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虚夸之言。就拿我自己说事，我出生在袍哥组织覆灭的时代，但我的外公，就是双凤驿的袍哥的舵把子，人称陈舵爷。双凤驿是唐朝即开设的成渝古道上的驿站。据我母亲回忆，双凤驿方圆几十里内，但凡公私大小事有了纠纷，几乎都要靠舵爷排忧解难。而每家甘蔗种植户，每年敬贡一升白糖，就是舵爷权势的红利；所幸陈舵爷死得早，再晚几年，就难免被当作一方土豪劣绅镇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俞培伦大将军，是留日学生，炸弹专家，曾参与刺杀清廷北洋大臣端方、摄政王载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杀。他是否加入袍哥未知，但其家族先后有9人加入同盟会，而至少他的两位叔叔俞汉之和俞彤甫，则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不折不扣的袍哥大爷和舵把子。

袍哥组织以民间为基础，深植于本土，势力之强，常令权倾一时者也不得不侧目。1939年，国民政府转移至陪都重庆，数百万逃难同胞涌入，一时粮食紧缺，蒋介石手令征粮。委员长手下的粮食部长因各地豪绅不买账不配合而急火攻心、无可奈何；蒋介石只好令军统头目戴笠拜会重庆袍哥的总舵爷石孝先求助。石总舵爷号令一出，附近几十个县区的大米三天内大都航运到了朝天门码头。

袍哥作为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帮会组织成员的称谓，早已为历史所尘封。严格而言，在上个世纪中叶，袍哥组织经历过政府登记，继而被当作反动会道门取缔之后，曾经的袍哥大爷、舵把子们，命运各异，有的侧身高堂，有的寄命参事室文史馆，有的流亡异乡，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被敲了砂罐(枪毙)；而袍哥中的下层，则可以作鸟兽散一言以蔽之。

袍哥们往昔的言行功过，则存在于文史资料等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之中，也渐为陈迹。但是，尽管袍哥组织鱼龙混杂、清浊交织、黑白难辨，毕竟曾有过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存在多年，因而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历史、塑形了所在地的习俗和传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由此催生的袍哥现象和袍哥文化，并未因为个人命运的改变和组织覆灭而终结，而是以文化的形态落地生根，影响绵延至今，且富于地域特色。

所以，近年来川渝那些名噪一时的涉案者、当事人，究竟是不是所谓的袍哥，或者是什么意义上的袍哥，恐怕是一时难以定论的。袍哥的历史的确血迹斑斑也劣迹点点，戾气、晦气和勇气、浩气并存，复杂难解，但就目前惹眼的情况看，我认为袍哥却有着一副躺着中枪的倒霉模样。倒是近日见于媒体报道的富豪涉黑的说法，有些颠倒因果，远不如称他们因为涉黑才成为富豪更清楚，更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