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结果虽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取得胜利。但残酷的战争把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令胜败双方都元气大伤，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大战最后一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就把世界围绕西欧旋转的“西方中心论”，称作是荒谬、自欺欺人的“历史托勒密体系”。

当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因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国宣战，特别是累计派出约30多万劳工远赴英法等国参战，也成为战胜国之一。不过，中国从“战胜”中收获的是深深的屈辱。中国被视为“第三等战胜国”，不仅没有分享到任何胜利果实，就连德国在华侵略形成的权益，也被“协约国”非法转交给狼子野心的日本。残酷的现实逼迫中国人做出反思。所谓“弱国无外交”，世界仍处于“强权战胜公理”式“丛林法则”的支配之下，中国不能再依傍西方文明。“要自救、当自强、走新路”成为当时中华儿女的基本共识。

中国自救的新路在哪？当时主要有三大探索思潮：一是一战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激烈反传统”、“拼命往西走”的西化思潮—那时中国人还很少注意到一战的惨烈和悲哀。二是一战末期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三是一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重建中华文明的思潮。这三大思潮深刻影响到此后百年中国思想舞台格局。

据国文学网了解，重建中华文明思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战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里，访问过欧洲的梁启超、张君劢等思想家，亲眼目睹欧洲各国哀鸿遍野的惨状后，认为“科学万能论”、“西方中心论”已经破产，中国不能再一味恋慕和学习西方，而是应从价值上回归自身传统、重建中华文明，并为苦闷的欧洲人提供文明方向上的指引。1920年访华的英国思想家罗素，也多次发表演讲，并写就《中国问题》一书，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同样重要”，认为“中华文化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化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这些人的呼吁，激发了中国学界重新反思中华文明的热情，传统文化研究蔚然成风。

遗憾的是，正如前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一样，在国势陵夷、战乱频仍的年代，可以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但很难进行稳定的文明建设。而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使中华文明的重建一度遭到搁浅。但是，弘扬中国传统、重建中华文明，始终是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一大夙愿。

今天，西方文明许多致命缺陷仍没有得到弥补和矫正，而中国早已非一战期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正蒸蒸日上、走向富强。中国正在重建文化自信，必将走出一条人类文明的新趋向。我们纪念一战，不必再以当时的中国是战胜国却遭到列强的羞辱而感到义愤，但必须以百倍的民族自强和文明自信心，一方面重新接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方面继续学习借鉴西方优秀文化，进而再造中华文明的辉煌—这是对一战的最好纪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