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被政治力量渗透

梁文道首先从20世纪大众媒体真正兴起与当时民主国家浪潮、整个国家机械的逐渐完成谈起。在他看来，这两者恰好同时推出来，并不是一个时间上巧合的现象。“现代国家的出现很有可能是跟大众传媒的普及齐头并进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国家的树立跟完成，是借助了大众传媒的力量。”

梁文道表示，作为大众媒体传播工具的语言，在经过特殊时期政治力量的渗透，使得语言与政治间的关系愈发紧密，进入现代后也清晰可辨。而这种语言并非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上，还延伸到了日常生活。

“大多数和极少数，本来指的都是一个单纯的数量，但在现代的汉语里，它们被赋予了一种价值的含义，即大多数指的就是好的、正面的、大多数的，而极少数则只会用来形容坏的事物。”梁文道举例称，现在汉语里面很多词语，本来都是与价值无关的字眼，如关于物理状态的形容词慢慢被赋予一种价值理念在里面。

语词被贴上新的标签

“我赞成您这个意见”与“对您这个决策我表示赞同”表达的含义有何不同，梁文道反问。他说，在一些学术沙龙上，原本朋友们说话很随便，但一进入我们认为的正式场合时，就要把我们自己跟这些话隔开一层，来显示正式、庄重的效果，而这种现象在以前从来没有的事情。

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脱离“毛语言”时代，但语言远远不是词汇的问题，还是一种语法，一种声音的旋律，在背后调节、操控我们看世界的方法和我们对世界的种种价值和判断。而上述这一例子则正是官话取代正统雅语的一个显现。

他说，当我们趋向于高雅、正确，要被让人接受、打动人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些很正派化的语言。而在他看来，因为语言是一种网络，当这些语词被贴上标签后，会蔓延出去影响很多东西，包括我们今天主流判断。

不过关于这一现象对语言本身的影响来看，梁文道认为这既是禁锢也是常态，而且不只是中国才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脱离语言去想世界怎么回事；语言是我们的条件，如果没有语言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而在语言的事实之中，政治的力量、各种力量永远都在里面起作用，我们永远不可能想到说一个完全摆脱政府的干净的语言环境，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没有想当作家的自觉和野心

梁文道在接受南都专访时更多谈到了他的新书。他表示，与此前的《常识》不同，当初在写《关键词》里的专栏时，刻意把一些东西拿掉，希望它更浅白，然而这与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并不太一致，写起来也有些别扭。

他说，当年写另类文学《常识》是想给那些对思考问题、考虑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能够看懂我在写什么。因为自己写东西，尤其是社会文化的东西，都要求尽量浅白、易懂、直接。但是仍然有人觉得这些东西很奇怪，他们觉得太深了。所以这次写专栏就把里面出现的很多名词，影视、书名乃至一些学术性的词语剔除了。

此外，梁文道还说，自己不少朋友既是媒体人也是作家，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做作家那种自觉和野心、欲望。“我不会觉得我要‘成一家之言’，当一个作家，写一些很了不起的书，我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