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震荡早期中国作家的乡土关怀

中国乡土文学在20世纪初期慢慢成形，最终成为影响一个世纪的文学书写题材。20世纪初期，中国处在大转型时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激烈碰撞，旧文化与新文化相互交织。同时，西方工业文明慢慢渗入中国，沿海大都市渐渐兴起。城市与乡村的区别逐渐拉开。与工业文明相对的农业文明逐渐受到作家的重视。

科举制度取消后，中国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也给读书人带来了巨大的阵痛。知识分子几乎失去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为民族觉醒、救亡图存贡献力量。其中，学术与文学是他们的首选。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乡土社区的生存状况、人们的思想状况，才成了思想家、文学家注意的焦点。

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帆教授认为，“五四”前后，绝大多数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先驱者，都是从乡土社会麇集到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在极大的文化和文明的反差中，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人”的觉醒。那些挥之不去的童年印象，为他们留下了眷恋故土的情结，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了极强的忧患意识。对乡土的眷恋，抑或是对乡土的关怀式批判，成了他们文学表达的主流方向。这些具有人文启蒙价值的文学书写，在乡土文学中得到了最为形象的体现。

20世纪初期，在中国文学领域形成的乡土小说创作热潮，与世界乡土小说创作热潮几乎同步。在这一时期，中国形成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现代城市大规模出现，乡土文学也随之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五四”乡土小说的深刻京派乡土文学的秀美

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奠基的是周氏兄弟。鲁迅以乡土小说为载体，通过对乡土社会传统弊端的批判，来宣扬新的文化理念。鲁迅的《呐喊》充满乡土气息。鲁迅采用地域性描写，为读者呈现出极具地方特色的风俗画面。而将乡土文学伦理化的是周作人。周作人认为，乡土文学应满足三个特点，首先是体现地域性；其次是体现民俗中的土之力；再次是体现人类学意义上的“人”。

在鲁迅的影响下，涌现了大批“五四”乡土小说家和优秀的作品。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台静农的《吴老爹》、彭家煌的《怂恿》、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许杰的《惨雾》等。这些作家既批判了乡土中国的落后礼俗文化，同时也通过大量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的描写，为小说添上一笔璞真之美。不过，这些作家千篇一律地用写实手法再现乡土文明的创作路径，为后世理论家所诟病。

除了“五四”乡土小说外，影响较大的是京派小说。这批作家坚持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美学风格，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邂逅集》、凌淑华的《花之寺》、萧乾的《梦之谷》等。京派小说家试图通过从文化道德层面进行变革，以达到充满爱和自由的理想状态。在当时各种矛盾尖锐的中国，这些难免堕入空想。

此外，中国文学界尚有以柔石、叶紫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恋爱”式的乡土小说写作；以矛盾、吴组缃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写作；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的乡土小说写作；以邱东平、彭柏山等七月派的乡土文学写作等。

自毛泽东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部分解放区作家的乡土文学写作就开始具有政治性，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是两个跨时代的乡土小说流派。

赵树理曾是解放区文学“方向性”代表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成熟于50到60年代，其核心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人。赵树理的乡土小说创作基于对领袖讲话精神的深刻领悟，因此他成了新中国乡土小说的奠基人。他的创作思想左右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三十年中国乡土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乡土小说创作基于对领袖讲话精神的深刻领悟，因此他成了新中国乡土小说的奠基人。图为赵树理及其作品。

在孙犁的影响下，“荷花淀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具规模于50年代初期，活跃于50年代中期，核心作家除孙犁外，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孙犁的小说从审美取向看，与世界乡土小说一致，对风土人情、乡土风景的刻画极致入微，作为一股潜流，一直有着巨大影响。如周立波等人的创作就深受孙犁影响。

从解放区向新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这两派都面临着话语体系转型的问题。结果，这两个流派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赵树理最终从文学的方向性人物沦为边缘，而面对政治大潮，孙犁则清醒地选择了退却。

反思与寻根后文革时期乡土小说

文革结束后，文坛涌现了大量旨在揭露伤痕、反思历史的“乡土伤痕小说”。这类小说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描写文革浩劫为主要内容。作为伤痕小说支流的早期知青小说在这个时期崛起。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知青小说大致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张承志、陆天明、阿城、王安忆、梁晓声等作家，开始重新品评往昔的知青生活；二是，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等作家，开始反思乡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社会问题、文学问题的疑问与追问，激发了作家寻找文学之根的动力，寻根文学进而发端。

寻根文学的创作者多为知青，他们在文革期间经历的山村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重要的文学表现对象。1985年到1988年间，寻根小说创作达到高峰。代表作有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等。这类作品既有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也有充满悲剧色彩的农村生活状态。在之后的文学发展轨迹上，以刘震云、刘恒、池莉等为代表的新写实派小说家，以及以马原、残雪、莫言、余华、苏童等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家，大都是通过乡土题材进行创作的。他们的作品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进入多远无序的状态中，阎连科、刘醒龙等乡土作家，把文化观念与乡土情感注入到小说中，进行了极具生命力的创造性演绎。不过，乡土文学在新世纪之后慢慢式微。

乡土文明崩溃乡土书写受冲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随着社会变革的持续与深入，乡土文学叙述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那种史诗般的叙事模式、宏达的结构和伟大的文学家，逐渐被新时期的小叙事、小结构、新流派作家所代替。虽说这一时期产生了文学名著《白鹿原》《丰乳肥臀》等重要作品，但乡土叙述的式微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

乡土小说在新世纪慢慢转型，逐渐变成多元无序格局。随着商业文明、都市文明的崛起，乡土叙述慢慢变得更加边缘化。尤其是在商业炒作下涌向市场的消费文学，对传统乡土小说造成了极为致命的冲击。乡土文学写作也逐渐在这些冲击下变得碎片化，一直没能再次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学流派。

乡土写作遭到冲击的同时是乡土文明的逐渐崩溃。新世纪以来，中国时代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文明的规范已经渗透到乡村中。田园牧歌式的的乡土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价值体系侵蚀了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念，城市的思维方式几乎完全建构了农业文明的思维方式。

乡土文明的躯壳依然存在，但那份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已经完全变质，所谓的悲情色彩、流寓色彩、神性色彩慢慢消失，而自然色彩也在因为现代文明带来的破坏而逐渐失色。撑起乡土文学美学格局的所有一切都在消失中。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土的体验将变为纯粹对异域自然风光的体验，完全失去传统乡土的味道。

乡土文明的躯壳依然存在，但那份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已经完全变质，所谓的悲情色彩、流寓色彩、神性色彩慢慢消失。

农村经验缺失书写主体的变迁

从“五四”乡土作家到先锋派的乡土作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几乎都有乡土生活的经验。这也是他们写作乡土小说最为重要的基本条件。作家群体的整体特征反映的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这个重大的社会变迁将在21世纪初期完成。这也意味着，21世纪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将失去乡土生活的直接经验。

在文学更新换代的暗流中，当下活跃于文坛的80后作家群体中，已经有一大批人完全失去了农村生活的经验。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属于他们书写的范围。很快，这一代人将引领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到这一代人以一个群体成为中国文学网的中流砥柱时，丧钟必然会为乡土文学而鸣。

伴随着作家群体而改变的，是广大的读者群体。年轻一代人的乡土生活经验与老一辈人的经验差异明显。在互联网时代，地域区别早已被打破。那种乡土中国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美学要素早已失去异域情调的感觉，而变得如此普遍、单一而雷同。乡土经验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神秘性。只要中国还有农村，就不乏农村题材的写作，但农村题材不等于乡土题材。作为一种世界文学的书写流派，乡土文学的边缘化甚至消亡是正常的文学更新换代，也是无法阻遏的历史潮流。未来的乡土题材写作，只能在多元语境下，与其他流派的写作范式相融合，而难以再以独立的姿态骄傲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