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

梁启超，字卓如，1873年2月3日生于广东新会一个殷实的耕读家庭，梁启超从小聪慧，五岁识字六岁便读完文学名著《五经》，被誉为神童。1890年，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随后踏上维新变革的道路，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不可避免地受到康有为影响，他也认同对人进行改造。不同的是，康有为要改造的是黑人，而梁启超要改造的是中国人。梁启超发挥了美国传教士A。H。史密斯和严复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论述，提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全体国民孱弱，归根结底是“国民劣根性”太重。

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列举了“国民劣根性”的六大要点：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这六种“劣根性”换成今天的话，意思就是中国人奴性十足，愚昧不堪，自私自利，极好面子，胆小怕事，喜欢围观。梁启超认为这些“劣根性”根深蒂固，而中国人又好“徒责人，而不知自责，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因此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国家才能有希望。

在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后，梁启超又发表《新民说》，他在书中进一步痛斥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在他笔下，中国人缺乏公德观念，没有国家思想，没有冒险精神，不懂得自尊，更没有权利与义务的观念。

尽管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但梁启超还是总结说“吾观我祖国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总之，中国人在精神上问题太大了。

精神孱弱身体上还是“东亚病夫”

梁启超总结了中国人国民性的诸多弱点，如果这些精神气质还可以用“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来解释，不足以刺痛人心，那么身体上的孱弱就太直观了，梁启超直指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一词本来是英国人批评中国政治改革不思进取，政府麻木不仁的用语，但梁启超为适应自己对中国人的批评，强行将它的意思变为指中国人身体孱弱，在另类文学《新民说》中，梁启超完成了对“东亚病夫”一词内涵的扭转。

在《论尚武》一文中，梁启超首先驳斥了“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一说，随后提出中国人因享太平太久，遂“重文轻武，民气柔靡”，“两千年之腐气败习，深入国民之脑，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戢戢如驯羊。”

在后文中，梁启超进一步解释了他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原因：“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至此，梁启超完成了对当时中国人的画像素描，即：精神上集自私自利、胆小怕事等诸多劣根性于一体，身体上孱弱不堪，以“东亚病夫”示人的群体，这样的国民显然不能在“适者生存”的世界自立，因此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制造“新民”。

要适应社会达尔文主义必须改造国人

梁启超通过《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述了国民劣根性，在《新民说》一开篇便提出“新民”的目的：“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岿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图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曰百十而已。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天演（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者几何？曰四、五而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的国家不断灭亡，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以后只能有四五个国家存在于世，于是梁启超发问，中国何以战胜“天演”？

梁启超对此的回答是进行国民性改造，只有如此方能在未来世界生存，梁启超说“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之说不但要讲，而且已经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从梁启超的描述中，不难见其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之深，他鼓吹“新民说”，是寄希望于改造国民，使中国人也能成为“优胜种族”，淘汰那些劣等种族，这种思想同康有为的改造黑人论如出一辙。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的种族论，发展到极致便是纳粹主义，因此本身就极具危害。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忽视了中西社会和历史的根本性差异，正如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英格兰具有自己的独特社会结构，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印度和中国，历史上都存在一小撮有文化的统治阶级——或凭借天赋权利，或因教育擢升；他们与一大批贫困而无知的乡村生产者之间界限分明，后者常被称为‘农民’。”既然中国直到清朝都是由“一小撮有文化的统治阶级”和“一大批贫困而无知的‘农民’”组成，那么，国家衰落凭什么先怨这些无知的“农民”？

梁启超通过将中国人描述成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病夫”，从而提出“新民”之说，鲁迅、胡适、毛泽东等都受其影响，至他之后，对人进行改造一直萦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直到“文化大革命”时终于达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