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答案。他们的理由是：现代自由主义中的“自由”，建立在一种特定的权利观念之上，它只能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体现出来。然而，庄子的“自由”则是个人的、内心的，他对俗世生活和价值的弃绝，不但不会使他更自由，反而使之与“自由”离得更远。

最近读到王博先生的《庄子哲学》，觉得似为这个批评增添了新证据。王书对历来被认为最能反映庄子本人思想的文学名著《庄子》内七篇做了逐篇解读，但它的次序很怪：不是从位居《庄子》篇首的《逍遥游》讲起，而是从《人间世》讲起——事实上，作者根本认为《人间世》才是《庄子》的核心。这个安排和作者对庄子思想的解读有关：他力图从庄子的实际生存环境中去理解庄子的思想。

据中国文学网了解：庄子生活的战国晚期，“天下无道，祸重于地”。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应如何自处？是像孟子一样，汲汲皇皇，席不暇暖，欲图找到一位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还是如大多数士人一般，奔走列国，只为一己功名？庄子当然不屑于作后者，但也不愿学前者——他审时度势，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只能招致杀身之祸：一身不保，如何救天下？他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对这个无道的世界无可奈何，只能想想怎样苟全性命。他不得不与世俗妥协，但又不甘心一味屈从俗世绳墨。为此，他把身心分作两块：身在人间世，心做逍遥游。

在庄子恬淡潇洒的表情后，埋藏着深刻的痛苦和悲伤；但面对失道的世界，他并不选择对抗，因为他对改变现状并无信心。如果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政治抗议传统的话，那庄子显然不是自由主义者。

其实，从史学立场看，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取向的自由主义本系近代舶来品，岂但庄子，就连程朱陆王，也都算不上什么自由主义者。不过，若换一个问题：从建设中国现代自由观念的角度看，庄子能否提供思想资源？答案便可能是肯定的。

这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仅有内在自由当然是不够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它过于玄妙；离开制度保障，其维持成本也太高。然而我们也应知道，个人的内在自由是公共自由的前提。缺乏独立意志，政治自由的观念既无从发生，为自由而行动更不可想象。庄子固然消极，但他提供了面对强大外力压迫而能维护内在独立的可能——正是这种独立使他天然地逃离了俗世功利的诱惑，亦不会被现实的痛苦和失望压倒，而得以翱翔于俗世的泥淖之上。其次，庄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视角。对个人独立性的珍视，使他懂得从不同主体角度思考问题，竭力打破唯一真理的虚妄。王博先生用《庄子·应帝王》篇中倏忽凿混沌的故事来讲这个道理，最为简要：混沌没有七窍，与众不同，“何以立足于人间世？”倏、忽大动怜悯心，希望混沌如常人一般，实是出于慈悲一念。这正好比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热情无私。可是，推己及人是否也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塑造他者”？这种热情不是“粗暴的”吗？为我们热情所灼烧的对象会不会像混沌一样“失去自我”？这些问题，儒家很少考虑，却是一个自由社会成立的根据之一。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读书人对传统文化即抱有两种态度。一是在传统中寻找与西方共同的价值，有时不免附会；一是强调中西差异，尤其热衷指摘各种附会中西的言论的错误，例如“儒家是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等。这两种态度，后者当然更高明。不过，我这里想用庄子的事例说明，二者实各有其通与不通之处。把庄子附会为“自由主义者”，自然犯下了混淆时空的错误，但我们也不必否认，二者确实存在近似点，而这可能正是对传统加以创造性转化的入手处。如是，我们才能在发现中国文化殊异性的同时，维持其不可磨灭的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