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的许多诗都在逐字逐句的解释和呈现这种轮回感。从中国文学网了解到：台湾学者李爽学这样评价他：“杨炼更独特的是他锤炼死亡的方式。他往往徘徊在奥古斯丁式的冥想和波德莱尔式的骇人意像之间，然后随着自己的流浪步调用第二人称经营“情节”。冥想可以跨越时空。骇人意像则可以耳提面命——为自己，也为世人。经过死亡洗礼，生命确实会变得更坚韧，一如经过虚构重写或改写，真实也会变得更真实，又把“诡话”倒转成真理。”

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

我1988年出国之前曾经写过一句诗“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其实中国也是几乎经历了一次死亡才再次诞生，从文革到现在短短30年变化非常之大，80年代的时候诗歌好像不仅是文化中心，而且是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诗人站在社会聚光灯的聚焦点上，一行诗可以变成一个事件，变成一个运动，这样的时代似乎过去了。

顾城和海子的死亡好像是用疼痛的方式唤醒了人们对诗歌的记忆，作为诗人来说我庆幸我还活着，但是同时我也感慨这种死亡疼痛是诗歌古往今来的形式，端午节纪念的是屈原投江，杜甫死在漂流途中，顾城死在异国他乡，海子死的惨痛无比，国外也是同样的情况，丹丁死在流亡之中，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象征，呈现了诗人或诗歌所承载的一种命运，诗人不是通过简单的低级意义上的欢乐来加入这个时代的合唱，而是以提问者、挑战者，甚至殉难者的形象来参与这个时代，甚至推动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和生命是不可分的，死亡恰恰在加强生命的内涵和质量，而生命实际上也在不停的依靠回忆，回顾死亡的经验而加强自身。

那些说诗歌已死的朋友们，也许恰恰忽略了诗歌究竟是什么？人们常常理解为有媒体呈现诗歌，诗歌才活着。其实我自己最初写作也是地下状态，当时我们没处发表自己作品，甚至自己推着油印滚子印刷自己诗。那时候也有官方的诗歌杂志，但是那些诗歌基本延续文革式的宣传口号，而我们这些朦胧诗，后来被称为当代中文诗，再后来被国际颁发奖项的诗，在当时是人们看不见的。

今天其实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况，在第一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时，我们在网上征稿，就有8万多首诗投稿给我们，其中有相当一大批作品是农民工写的。这些一看就知道已经写了相当长时间的诗人，他们名字我们一个都没听说过，也就是说在今天仍然有一个地下的，非官方的，潜藏于自己深处的诗歌的大海，但是不直接表现在想在海面波纹上看到诗歌的这些人眼前。

诗歌没有更好或更坏年代的说法

我认为诗歌没有更好的年代，也没有更坏的年代，相对诗歌的理想而言，每一个年代或者每一种现实都堪称地狱，因为诗歌梦想的是纯粹和美好，而且基于这种根本的创造性，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每一种生活它都和我们理想中的那种自由在发生顶撞和阻碍。但是同样它也不能称之为更坏的年代，对于诗人来说在这个年代中间提取自己的对生存的理解，然后通过自身这条管道把它转化，超越，成为一种精神的创造物，这个过程也从来没有改变。

八十年代初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的荒原状态，我们面对的是宣传式的标语口号，没有诗，因此在文学的、文化的旷野上我们踩下的第一行脚印激起了人们的反响，也让我们迅速的成名。但是第一行脚印是容易的，因为它是荒野，在第一行脚印踩下以后能够继续往前走，往深处走这个难度更大。朦胧诗距今已有30多年，第一行脚印已经遥远，是否还可以走出新的脚印？而且这个脚印要既深又稳。“当先锋易，做后锋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和复杂的文化转型环境来说，做后锋意味着拼耐力，拼后劲。我们写了30多年的诗，拿出一部有点厚度的创作总集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拿出一部新作是比较难的，要拿出一部在创作观念和写作艺术上都走出距离的新作更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对我自己来说挑战性要强得多，不是别人的挑战，是我自己的挑战，因为我前面已经有十几部作品放在那儿，要做到不重复自己继续往前走，这个挑战难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