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一位“先醒”者。据中国文学网得知，他幼年受祖父及外祖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已有华夷观念和排满情绪。光绪十七年（1891），章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大师，亲炙俞门凡七年，得其朴学真传。俞樾作为晚清巨子，深得学林仰慕，政界亦折节礼遇。他在杭州孤山有俞楼，在苏州有曲园，尽享山水园林之胜。他已老了，不想再折腾。而太炎却始终不愿做一“宁静的学者”，其弟子鲁迅所言“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至少说明章先生其志不在书斋。在杭州诂经精舍时，他的举动已是不凡。据《东吴六志》记载，其时他的发辫早已剪去，“尚留半尺许，披于两肩”。他的老师俞樾已退隐在苏州马医科巷的俞园，有一次他去看老师，结果被老夫子训了一顿，“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干脆写了《谢本师》一文以绝。文中说：“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捍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禀禄耶！”无非饭碗而已，一针见血。章氏排满，主要是排斥满族统治。他在《定复仇之是非》中说：“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强权矣。”北伐之后，民国的国旗改为青天白日旗，但章坚持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旗，可见他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章太炎一生坐过三次牢：满清时代的上海西牢，日本人之牢和袁世凯之牢。1903年，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呼其名地骂清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后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与清廷两曹对质，被判入狱三年。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由于苏报案的影响，此次到日本后，章太炎很快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们的导师。自1905年起，章氏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这也是章太炎第一次聚众讲学，许寿裳、钱家治、龚未生、钱玄同、朱宗莱、朱希祖、鲁迅兄弟等人在此一时期听他讲解“小学”。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章太炎怒不可遏，即发表文章讨袁，后又只身赴京，“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太炎到京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势。袁世凯的亲家陆朗斋曾说，章太炎一篇文字，胜过用十万兵马；这已足够夸张了，参谋次长陈宧还觉得“彼犹轻视太炎耳”，他认为“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老袁也深知章太炎的影响力，最终，将其禁于钱粮胡同。1915年，章氏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章太炎晚年讲学苏州，对世事已觉“不可言”。因此鲁迅才会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章太炎晚年的确性气稍和，但说“渐入颓唐”，实在有失厚道。章氏向来是以“扶微业，举绝学”、复兴古道为己任的，虽也曾言“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但他晚年的主要用心，还是要恢复儒者“行己有耻”“知行合一”的道统。他尝言，“今日不患不能著书，而患不能力行，但求力行以成人，不在空言于作圣”，“近代人才不起，国无纲纪，原其大端，不出二事：论政务者治人而忘修己；言学者主游艺而不依仁”。因此，讲学之时，他始终不忘议论时政，抨击当道。蒋介石不胜其烦，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氏十分生气，“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由此可见，终其一生，章太炎也没有成为鲁迅所言的那种空言作圣的“宁静的学者”，而是一个“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的孜孜矻矻、激扬文字的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