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内知名电影研究学者戴锦华教授，日前接受访谈时，从盘点2014年的国产电影聊起。她认为电影是“国家文化生态和公众心理的终端显示屏”，这是她多年来始终关注电影的原因。

她对今年的热门国产影片一一做了点评。她认为《黄金时代》的接受门槛的确有点高：影片先在地要求人们了解萧红和萧红的时代，是某种与多重历史叙述的对话。据另类文学相关报道可知，影片最重要的形式元素——讲述者会不断撕裂封闭的电影世界，直面摄影机、直面观众，便旨在于此。她也承认影片有缺憾，有难度，比如营销定位、预期与影片的错位。但她依然认为，偌大的中国，如此的观众数量，《黄金时代》没有获得它可能的观众仍必须视为怪现象。

她进一步引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历史纵深的消失”，她用“历史坍塌”来表述这一特征，并强调说，“我所谓的坍塌不是历史空间成了废墟，而是‘降维’为二维的扁平，犹如一幅图画，不再有纵深，无法进入，一个试图和历史对话的作品本身就会碰在图画所形成的墙壁上。”

戴锦华认为，其他热卖影片的成功和《黄金时代》票房上的失败一样，展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及其问题。她不认为几部票房大卖的“粉丝电影”的问题是“拜金主义”、“物质至上”，或“伪文艺”，而是相反：非价值化。何谓“非价值化”？

“《小时代》中的男装广告、女装广告与各类流行文本的搬用或拼贴、十分钟一个极度戏剧性的事件而后瞬间冰释；《后会无期》的汽车旅行展现的并非公路片必需的空间 穿越与时间累积，而是一个悬浮舞台上的片段偶遇（有人称段子）。同样《心花路放》的‘公路’更是一个‘开心麻花’式的舞台……在我感知中，这与其说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不如说是非价值化的问题。其成功是在于以价值展览的表象拒绝了价值表述。”影片甚至无需（也许无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情节链所必需的内在逻辑与价值依托。“这是中国商业电影与好莱坞的巨大落差：因为，好莱坞电影立足市场的前提之一，是以某种超越性价值为内核，藉此支撑其人物情节、叙事逻辑。”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市场产业规模天文数字般的成长速度，和观众数再惊人，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问题：众多的观众是某种意义上的“非电影观众”，缺少最起码的电影知识，更不要说文化。她举例说，“《后会无期》中贾樟柯出现的时候，相对于始终处于亢奋中的现场观众，对这个大噱头毫无反应。显而易见，他们不是我们所谓的电影观众，他们不认识明星级的封面人物贾樟柯，他们是韩寒带入的、为了韩寒而来的观众。他们兴奋的是他们或许已然熟悉的韩寒的段子。”

谈到第五代导演今年有多部作品上映时，戴锦华表示今年抱有期待的是姜文的《一步之遥》，侯孝贤的《聂隐娘》和张猛的《胜利》。“对张艺谋和陈凯歌，我久已不再期待。1987年我已在文章中写过，第五代作为一个艺术群体已经终结了，一个美学浪潮，《孩子王》和《红高粱》就已经标志着这个群体的解体。我们已不能对其做整体评价。因此不存在回归的问题，只是说他们作为个人创作。从语言风格、审美上，他们的基本特质都已经丧失了。”

“中国奇迹”能否持续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0月初为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中国的奇迹》发表二十周年暨新版出版召开滴水湖座谈会。据观察者网的专题报道，会上，华生、史正富、张军、张曙光、韦森等10多位学者，在高度肯定林毅夫等三人《中国的奇迹》的成就之后，针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近些年来他的很多代表性言论，诸如 “中国经济还有20年8%增长潜力”，提出了中肯甚至严厉的批评意见。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抱持持续乐观态度，即便在“中国崩溃论”最喧嚣的时候也是如此。从网络文学了解到，无论学界还是普通公众，关于林毅夫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而报道认为，“在如今学者间争论动辄堕入意气用事或者人身攻击的舆论背景下，此番滴水湖会议无论政府派还是市场派，无论左右各种光谱，不贴标签的学术争鸣实为近年来罕见。”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曾为《中国的奇迹》写过一万字书评。他在会上强调了两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要归因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即有市场经济，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1978年的土地承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2001年中国的入世（加入WTO），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三次高速增长。现在经济学要面临一个转变，要把经济是生产出来的，转向“经济是交易出来 的”。第二，在我们强调市场化改革对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作用的同时，也决不能否定和忽视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纵观人类社会历史，还看不到有任何国家和朝代有任何政府，像当今中国各级各地政府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经济发展的。”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认为，《中国的奇迹》一书在没有涉及90年代以后中国在宏观结构改革上面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改革举措，就显得是缺失了重要一环。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宏观改革其实是在1993年以后开始的，1993年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是开启了整个治理宏观结构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制度改革，再加上当那个前后推进的银行与金融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不允许地方财政从银行透支，以及之后几年对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等，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当中解决经济大起大落或宏观不稳定的重要改革。“如果把宏观经济的管理纳入《中国的奇迹》的分析中，就可以回答今天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奇迹是否能延续，以及还能延续多久的很多问题。”

东南大学教授华生判断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变。但是他从头到尾也没看到林毅夫在书中提到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如果脱离了这个最大的结构转变，来谈这个时代还是有问题的，这里要回答的事还不少。这也是他们三个作者在今天面临的新挑战。”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黄凯南教授提到了林毅夫与杨小凯的争论，前者强调中国的后发优势，后者强调中国的后发劣势。这个争论本质上是说：到底先发展经济，制度随着发展逐步完善，还是说先完善制度再去发展经济。他认为技术模仿是容易的，制度的模仿是很难的。他赞同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通过技术模仿来实现后发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理性、可行和有效的发展战略是从技术模仿开始，而类似的宪政制度则是内生于这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