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遇到汪国真到学校演讲，阶梯教室满坑满谷的人，我从窗外路过，见有一两个好友也挤在那教室中，我非常焦急地拍着窗户，大喊：“你丫快出来！快出来！”我无法忍受——居然有人会听这样一个诗人来讲话。当然，你可以说我是装逼，但对于文化消费来说，装着点儿总比露着好。

汪先生近日去世，穷其一生，在诗艺上一点儿进步没有，很多人出来纪念，关于其诗到底好坏，又惹出一番口水。然而，咱们这里讨论问题，总不把话挑明，比如说，有知识的人看不起没知识的人，文化界特别势利眼。看不起别人呢，不够礼貌，政治上不正确，可不说出来不等于心里没有想法，这样别扭着，啥也讨论不出来。

其实呢，文化消费向来有高低贵贱之分，100多年前，女性频道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就说，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深，大众喜欢的东西越来越粗俗。吉辛当时以书架上的书来评判他人，看文学、诗歌、历史的是敏感而有想象力的聪明人；看政治、技术、现代思想这类书的人，只不过是“受了一点儿教育”，也许还非常野蛮。套用现在的情景，野蛮的人都在看《创业维艰》呢。由吉辛到威尔斯，知识分子总是在贬低大众，嘲笑大众的趣味。这里面的爱恨情仇，请参阅《知识分子与大众》一书。

即便我们不怎么看文学理论，我们也绕不开文化趣味的问题。怎么看待主席中医是事关三观非常严重的，怎么看待女性情感故事郭敬明韩寒湖南卫视也有趣味之分。哲学家布迪厄说，对于一切低俗、露骨、粗野、贪婪、奴性的享受方式之否定，是神圣的文化领域之构成要件，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懂得享受庄严、优雅、无私、高贵的人之肯定——其价值是那些俗人永远也无法体会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与文化消费总是有意识在执行一种功能——把社会差异正当化。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文化消费——看什么书，读什么诗，看什么样的电影，看不看电视，都可以当作一种标识，和你穿什么衣服，挎着什么包一样，是显示社会和阶层差异的。文化产品这东西，非常非常丰富，要想识别清楚也不容易，学者德怀特·麦克唐纳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但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融解并庸俗化。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不清，只能胡乱比喻。汪国真先生的诗，好比是凡客。美国有个女知识分子名叫桑塔格，她好比是COACH，这位COACH似的知识分子说——有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分，“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文化的经典。”

什么叫“高文化经典呢”？一般来说，这样的东西都属于死去的人，费里尼、莫扎特、卡夫卡、瓦格纳、托翁和陀翁，这些就是爱马仕、迪奥、香奈儿这个级别的东西，你只管去欣赏和消费。COACH桑塔格还说，一个人欣赏和消费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多元的标准虽然说不清楚，但等级还是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不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等级：不能仅仅因为我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表示我无法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美国著名摇滚歌手）。如果有人说你非得在俄罗斯文学与摇滚乐之间作出选择，我当然会选择俄罗斯文学。但是我不必非要作出选择。话虽这么说，可我绝不会辩称它们有同等价值。”这就是说，你可以混搭，穿MARNI的裤子，来一双无印良品的球鞋。

汪国真是凡客，北岛是真维斯，桑塔格是COACH，贝多芬是拉格菲尔德，萨特是Lacoste，鲍德里亚是Sandro，反正你消费多了，自然而然就有比较了。这样说是否太庸俗了呢？COACH桑塔格说了，“很多文化评论家在谈到他们的经验时，都是在撒谎，都在否定多元性。我在我体验的乐趣中，看到很多同时并存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感到有关文化的论述要么太市侩，要么就是肤浅的势利。”（原文标题《作为时尚消费品的文学》作者：苗炜，作家，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新知》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