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一篇《长跑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引爆了女性频道朋友圈的G点。“长跑是中产阶级新宗教”是个好题目，好论点，迷魂阵般的文化研究术语，结果不是要戳破这个宗教神话，倒是要让这个神话神乎其神。你以为你接过来的是枪炮和匕首，结果一摸发现是两个粉红色的乳头。从鲍德里亚讲到齐泽克，终于还是露出了HelloKitty的情趣内衣：

“而当长跑风潮兴起，这种貌似孤独的跑步，便利用新媒体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力，大大增进社交，产生一种基于新的身体政治的人群，如新公民的群体。它既不同于腐朽的统治阶级，也区别于同样腐败的被统治阶级，长跑也演变成为身体政治的集体行动，挑战并且改变陈旧腐朽的城市景观，然后，无数个人层级的解放终将汇聚而成社会的转型。雾霾天的官方赛事不过是为此提供了一个插曲性的展示机会。”

这段话倒是完美展现了中产阶级如何把长跑编码进自己的意识形态修辞术。

女性情感故事小编想说，戴着口罩长跑的中产阶级确实是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自觉的：个人的身体政治对抗国家机器。阶级政治退场之时，形形色色的身体政治登场：月经的政治、声音的政治、安全套的政治、自拍的政治再到马拉松的政治……归根结底，个人即政治，身体即政治。再搭配流行的弱者的武器的说辞，把自己置于安全地带，活在个人解放的幻觉里。个人层级的解放如何汇聚成社会进步？这究竟是在动手术还是涂口红？这到底是左派的天真烂漫还是右派的保守暧昧？

豆瓣上有位网友写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跑马拉松》，一个毒舌友邻评论道：为什么要跑马拉松？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回答：就是为了跑完之后能在豆瓣发一篇《我为什么要跑马拉松》。

这是中产阶级所惯于挪用的意识形态编码：文化区隔。跑马拉松成为言说的资本。马拉松有个孪生兄弟叫登山，中产阶级的两个运动偶像，一个爱跑马拉松（潘石屹），一个爱登山（王石）。怎么打篮球、踢足球不成为时下中产阶级的新宗教，而长跑、登山就能封神？相比于长跑、登山，篮球、足球显然没有足够的仪式性，长跑、登山则不同，仪式性十足，穿越终点，个个加冕。当然，这样的仪式性需要足够的物质支撑，掩藏在“重新认识自己”“长跑中孤独思考”之下的是什么呢？晒名贵跑鞋、晒iWatch计时器，晒你每小时收费三四百员的私人跑步教练。这当然是运动的阶级属性。当中产阶级、富人们通过跑步达到灵魂救赎时，非洲黑人通过跑步摆脱贫穷。

其次，从形式上来说，长跑本质上还是个人性的运动，马拉松形式上是集体作业，但归根到底还是像《阿甘正传》里，以阿甘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作为激励机制。但足球、篮球讲求配合，所以社会主义时期要塑造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新人，大力开展团体运动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因为篮球、足球这样的运动未免太老少咸宜，童叟无欺，是真正的群众性运动，才不具备中产阶级需要的文化区隔的意义。当中产阶级在说长跑时，他们在说什么呢？说的是这是属于我的文化特权、空间特权。但诡异的是，正如作者把长跑说成“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产阶级以文化区隔的逻辑把长跑特权化的同时，又采取惯用的意识形态修辞术，戴上一张普世的面具，争夺普罗大众的群众性。正如有论者所言：中产阶级要拿走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能拱手相送，嘴里还念叨着反正还有替代品。他们把篮球、足球还给普罗大众，然后找到了新的精神加持术：长跑和登山。或许，还应该再加上灵修。如此一来，三位一体，各神归位，修得正道。这才是长跑作为中产阶级新宗教的真意。

最后，从这篇文章看到颇有意思的一个新的文化区隔现象是，今天的中产阶级（及其他们的御用文人）已经过了挪用博尔赫斯、龙应台、哈维尔们的阶段，开始争夺前沿左翼批判理论，用鲍德里亚、齐泽克、福柯们来为长跑背书，为自己验明正身。他们会把长跑当成是对1960年代德波的情境主义的挪用和效仿。以为通过长跑这样的实践就能改变既定的城市景观，然后重新获得列斐伏尔意义上“城市的权利”。这个情境主义也是被HelloKitty化、庸俗化的情境主义，好像快闪、夜跑、暴走通通都是打破既定的空间运作规则。今天，法国1960年代的“五月风暴”也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的精神故乡，1960年代的革命创造了非常浪漫的文化形式，但今天的中产阶级只要那个文化形式，不要背后的革命。于是，德波当年夜游巴黎的轶事可以被一再戏仿，写进一本本城市心灵地图。

以长跑式的身体政治对接情境主义的悖谬恰恰在于，这所谓陈旧腐朽的城市景观，一方面是中产阶级试图打破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又是他们借以塑造其阶级认同的空间。相比之下，无论从空间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大妈的广场舞似乎更有资格宣称自己挑战了陈旧腐朽的城市景观，惊动了敏感的中产阶级居住政治的神经。然而，文化争夺战已经开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争夺了德波、奥威尔、鲍德里亚、本雅明们，未来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争夺马克思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