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孟凌霄 孙滔
当追问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如何分辨家蝇雌雄的时候，33岁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武宁宁似乎才是求知的学生。她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
去年底，武宁宁正式入职中国农业大学，她的研究方向是昆虫抗药性进化。
回忆起科研成长道路，武宁宁觉得自己很幸运：本科毕业于一所地方普通高校，在国内研究所和顶尖高校完成了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科研工作，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经历，顺利入职“985”高校并成为副教授。
武宁宁告诉《中国科学报》，“双非”“土博”并非求职者的劣势，她的秘诀是乐观的心态和不懈的努力。当然，入职并不意味着放松，而是新的起点。
武宁宁在北京大学标本馆。受访者供图
百分百成功率：只面试一所高校
2022年11月，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发布了一则招聘通知。这是武宁宁心仪的就业高校，其中高层次学术岗中的“优秀人才”正是她的求职目标。早在博士刚毕业时，她就经常对照自己与该校招聘细则的差距。
看到这则招聘通知时，武宁宁正在北京大学研究员张蔚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她已经发表了3篇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张蔚的鼓励下，武宁宁开启了找教职之路。
与许多求职者“海投”的策略不同，武宁宁借鉴了论文投稿的方式，计划先从最想去的中国农业大学开始申请，如果被拒绝，再考虑投递第二家、第三家。
乍看之下，这种“投论文”式找工作法不合常理，也不如“海投”高效。而且在许多求职者看来，武宁宁的履历有两个“致命伤”：一是本科毕业于“双非”高校，二是她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经历。
武宁宁读博时期的两位室友，分别前往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武宁宁并未因此心态失衡，在与室友和国外科学家交流时，她从未有落差与隔阂。
在她看来，出国不是目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可以快速成长的科研平台才是最重要的。综合考虑后，武宁宁选择了张蔚课题组。
博士后期间，武宁宁与美国波多黎各大学教授Riccardo Papa和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Steven van Belleghem保持长期密切合作，产生了深厚的信任。武宁宁因此受邀为波多黎各大学的学生远程线上授课。
“我并不觉得‘土博’是一个缺陷，只要保持开放交流的态度，在哪里做科研都能获得成果。”在武宁宁看来，只要自身成长到了一定程度，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并不重要。
武宁宁的自信是对的。在中国农业大学的面试中，武宁宁并未被问及第一学历和海外经历的情况。学校需要有进化背景和昆虫适应性研究经历的博士，武宁宁正是那个对的人。
中国农业大学成为武宁宁短暂的求职季中，唯一面试过的高校。
适应“市场需求”
回顾求职之路，武宁宁总结了一条经验：符合就业市场需求。
她介绍，中国农业大学是许多求职者的“梦中情校”，竞争往往异常激烈。在同一岗位的面试候选人中，有许多手握多篇论文的竞争者，但面试官关心的问题是求职者以后的科研计划是怎样的、如何做好从模式昆虫到非模式昆虫的切换、是否能够独立开展教学工作，以及对农业昆虫研究是否有独到的想法或理解。
武宁宁脱颖而出的一大原因是，她的研究方向与学院的学科发展方向契合，她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衔接潜质更是一大优势。
本科时，武宁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研究方向，只是报考了心中“做科研最好的地方”——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卓越创新中心），武宁宁成为刚刚回国的研究员詹帅的“开山弟子”。在詹帅的指导下，武宁宁正式开启了昆虫适应性进化研究。
武宁宁介绍，读博士期间她的研究对象是外来入侵生物美国白蛾，而博士后时期研究的是蝴蝶拟态机制。
在北大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武宁宁参与了多次野外工作，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好听的别名——“燕园1号蝴蝶猎人”。
野外科学考察和采集是一种锻炼多方面能力的活动，尤其是野外观察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这些都是从博士后向独立科研工作者转变的关键。
北大的科研环境一直以来都以自由、开放和包容著称，共享交流的科研氛围、大家一起交流申请基金的经验、有很多参加国内外会议的机会。武宁宁紧紧抓住每一次交流机会，积极申请校内外的各种基金项目，努力展示和锻炼自己，这些经历都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入职中国农业大学后，武宁宁已经习惯了和农业昆虫打交道。她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在实验室饲养昆虫、进行分子实验、分析组学数据，还有下田采集昆虫、调研农虫危害现状。过去的研究对基础研究的价值更大，而现在研究小菜蛾、小麦蚜虫等，对农业生产有更多指导和应用价值。
“一个典型的变化就是过年回家怎么跟亲戚朋友解释我的研究。”武宁宁笑道，“以前解释了半天理论、机制，家人还不太懂我在做什么；现在只要说我干的是防治害虫，家里人就明白这是很重要的事。”
去年12月，武宁宁在新加坡参加第三届AsiaEvo学术会议时，恰好遇见了导师詹帅。武宁宁向导师介绍，自己到了新环境，正在努力适应新的研究方向。
“我们可以向昆虫‘取经’。”詹帅告诉武宁宁，“昆虫个体小，不起眼儿，但在地球上生存却很成功。看上去它们总是能很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其实这是因为和新环境适配的种群保留了下来，不适应的被淘汰了。”
非升即走？不如把握当下
对于像武宁宁这样的“青椒”来说，入职并不意味着放松，而是新的起点。
不少高校有“非升即走”的要求，对新入职教师设立5年考核期，对青年教师聘期内的教学任务、主持的科研项目、申报的人才项目等有严格要求。武宁宁坦言，自己身边也有为考核要求、科研成果睡不着觉的朋友。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这几年先努力做好自己，再考虑能否完成指标。”在她看来，“青椒”最想促成的其实是一种良性循环，如果工作做得好，能够发表文章，申请基金可能就会更容易；有了基金经费的支持，就能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培养更多学生。
在讲述这些行业规则时，武宁宁十分平静。“今天就有那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哪里有时间为明天焦虑？”武宁宁说，这种心态来自对当下具体事件的把握，科研生活确实是艰苦的，所依靠的往往不是物质激励，而是由内而外的驱动力。
在生活中，武宁宁是一个物质欲望不高的人。科研闲暇，她最爱逛的地方是博物馆、动物园和标本馆，而这些场馆大多免费。“一只小小的昆虫标本，藏着无数神奇的生命机制。”武宁宁兴奋地说，观察这些标本时，她总会想象标本曾经面临的自然环境、繁衍生息的进程，以及这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为适应环境作出的改变。在她看来，这些记录着小生命进化史的场馆，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这些探索的快乐，背后是无止境的科研付出。
“熬夜工作大概是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必经之路”，武宁宁也常常因为做实验、写论文而熬夜。多数时候，每天要在实验室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有时睡在办公室，只为半夜起来开国际会议。
科研的付出是否值得？武宁宁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只讲了一个故事。
两年前，武宁宁在北大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正值疫情封闭式管理。她和张蔚选择留在学校做实验，因此同住在学校宾馆。白天做实验时，两人都是“只卷自己，不卷别人”的科研伙伴；夜间，武宁宁却发现导师温柔的一面。
那时，武宁宁看到张蔚每晚下班后，都要和女儿视频，了解每天幼儿园发生的趣事、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小小的屏幕面前，张蔚向女儿展示亲手制作的昆虫标本，并耐心地告诉女儿，“等我出去就能带给你啦”。
那段隔离的日子里，武宁宁真正意识到，对于女性而言，全情投入科研往往倍加艰辛，支撑着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前行的，是一种纯粹的、无关物质回报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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