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畅销小说《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25周年。从最年轻的茅奖获得者，到如今有超过40年创作经历的知名作家，萦绕阿来的不是沾沾自喜，而是日渐老去带来的关于生命短促的感慨。好在，他一直在行走，一直在阅读和书写。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望自己的创作生涯，阿来发现，多年的创作、探索、想象，让他越来越接近世界真实的那一部分。

作家中的植物学家

阿来早年有初步写作冲动时，两位诗人是他的偶像，一位是美国诗人惠特曼，一位是拉美诗人聂鲁达，两位都是在广阔大地上穿越行走的书写者。大地行走式写作，大地行走式阅读，贯穿阿来的创作生涯。

年逾60的阿来，一直在行走中写作，他在一个固定地点不超过一个月，超过一个月就要到大荒大野中去，到雪山峡谷中去。“我垂首坐在山顶，河流轰鸣，道路回转，山如波涛。我在倾听，听到人类过去、现在、未来，关于亘古的语言。”这种写作方式，过程本身非常美妙，阿来非常喜欢。

20世纪90年代，阿来走遍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调查走访了18家土司的历史现场和文化史料，在不断了解土司制度兴衰中，自然而然沉淀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近年来，黄河源头、西南高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成为阿来的写作对象，他在四川阿坝、甘孜、凉山以及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广阔的雪山、峡谷行走，写出《去有风的旷野》《西高地行记》《大河源》等散文集。

在稻城亚丁，公路消失了，只有古老的岩石，阿来抚摸百万岁的石头，想象一朵花的凋零，感受地老天荒；在十二背后，他借由喀斯特溶洞遥想岩石的几亿年历史，思考聂鲁达的诗句“石头之内有石头，人在哪里”；在皮洛，他吃饱了蘑菇，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充满香气的树；在四姑娘山，他感受杜甫“雪岭界天白”的意境；在米仓山，他像诗人元稹一样相逢了“轻红”的杜鹃花……阿来将行走中的奇遇和感受写到散文中。

他走过巴颜喀拉山脉等地，写下黄河源头的地理特征、壮丽景色，也写下雪莲花、绿绒蒿、鼠兔等自然界的动植物，为黄河源立传。

阿来对青藏高原的形成、黄河源的水系、动植物的科属、海拔与温度变化等如数家珍，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观察和研究。阿来之前的作品偏重人文，但今天的社会有很多问题，只是就人文说人文恐怕是不行的，他想让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时空性转换，用偏科学观的写作去关注地理、气象、水文、土地上生长的各种生命体。对于为黄河源立传，阿来称，从古至今我们对黄河的认识和书写，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汉文化发展中，对大河的上游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才确定了黄河源头，知道黄河从何而来，但黄河源多样化生物的生存是什么样的，缺少科学性的文学书写。

阿来笃信无论写作还是阅读，行走与书都互相映照，路是书的延伸，书又是路的升华。“作家去采风，应该像一个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去工作、去调查。经过这个过程，写作者对山川、人文的感受，就不完全是想象的。依赖实际体验的想象非常坚实，不会是喧哗的、病态空虚的。病态空虚的文学想象，会掏空、削弱文学本质应该具有的情感和认知的力量。”

评论界看到了阿来写作的不断转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阿来拥有的世界，是大部分中国作家或全世界作家都不可能拥有的，他所见的风光是世界上最高的风光，他走的路是非常辽阔的路，他写出了在汉语书写里未被广泛关注的名词，比如花椒树、紫菀、甘松以及各种蕨类植物，这些汉语世界中少见的词语，在他那里成为常用语，给它们一种文学的光泽。“阿来的作品植物充实丰饶，文学世界变得斑驳灿烂，他成为一个博物学者、博物作家。”

“没有这样的书，我来写一本”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子，只有20户人家。但这个村子又很大，每户之间的距离都很远。穿过我老家那条狭窄的公路，我去最近的舅舅家要走20多公里。村子有森林、雪山、草场、庄稼地。”阿来这样描述他的家乡四川省阿坝州马塘村，这里有梭磨河、鹧鸪山，有独特的嘉绒藏族人文风景。

阿来6岁上学开始学汉语，小学到初中在边上学边砍柴、捡菌子中度过。初中毕业后，他继续务农，家乡修水电站招民工，他在工地挖土方、抬石头，后来因为有文化，被挑中当了一名拖拉机手。阿来小时候以为自己会和别人一样，种青稞，放羊，娶妻，生子，在偏远的小山寨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很快高考恢复，18岁的阿来下了夜班，赶了半夜山路，穿着开拖拉机的工地服，走进考场。他没能考上自己喜欢的地质专业，而是去了马尔康师范学校，后来在家乡当老师，热衷阅读的他，有了写作的冲动。

阿来看到，家乡的世界又大又小，人们很质朴，也很保守，他们很热爱乡土，但热爱到另一种程度，会变成固执的冥顽不灵。他想通过文学开启对自己的建构和解放，从文学中知道另外的世界，从写作中更深入地理解世界，认为写作的最终诉求是有关于人的建构。

他最先开始写诗歌，出版了诗歌集《梭磨河》，后来又出版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成为作家后，家乡不仅成为阿来小说故事的地理场域，对家乡人文历史的反复思考和书写，也构建了其写作的脉络走向、核心追求，那就是“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在《尘埃落定》的开头，“我”在一个下雪的早晨，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小说的结尾，血滴在地板上，“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小说以傻子少爷离奇人生的尘埃落定为主线，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藏族土司制度的崩溃中，一个大家族内部的复杂纠葛，一个个鲜活的男男女女的命运。因为写了不一样的藏族故事，开辟了新的文学地标，这部小说不属于先锋的、现代的、寻根的或伤痕的任何流派，与当时文学潮不合流，无法被定义、被归类，造就了它多舛的命运。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后，书稿历经4年，终于在1998年与读者见面。

回望这部作品的写作，阿来说，30岁时觉得写作如果只为名和利，是非常虚伪的，他突然就写不动了，暂停了写作。34岁又重新拿起笔，思考如何写作，写的就是《尘埃落定》。“这中间几年，想要建构一个人，但突然发现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们从小读中国史，读世界史，都是大事情，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我们村、我们乡、我们县呢？我发现中国人缺少一种实在的，跟自己相关的历史观。那怎么解决呢？书店里没有这些书，我来写一本，以本乡本土为历史。《尘埃落定》就基于这样一个想法产生。”

《尘埃落定》更打动读者的是一个个人在历史变革中的权欲、纠葛和悲痛，描绘的不仅仅是土司制度的崩溃，而是历史的问题、人的生存问题。阿来曾表示，他不希望仅仅把这部小说看成是藏族的历史故事，因为从人本身、人类所有的共通性来讲，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差异是小的，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情感状态当中，共通性要大于差异性，或者是普遍性大于特殊性。“文学不是寻找差异性的，而是在差异性当中寻找全人类的共通性、文化价值。”

阿来说，小说出版后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对将来的际遇已经无能为力。“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本书也一样。它走向世界，流布于人群中的故事不再由作家操控把握，而是很多人、很多社会因素参与进来，共同创造着。”《尘埃落定》出版后引发文学圈的关注和讨论，斩获2000年茅盾文学奖，阿来成为该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后经过影视化、舞台剧改编等，这部小说迅速大众化，成为纯文学中难得的既经典又有市场的作品。自出版以来，这部小说畅销已逾500万册，证明了当代文学在如今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阿来在不同场合被多次问及《尘埃落定》为什么畅销，他自我分析，这部小说有点规律，它的语言方式和某种抒情性是很特别的，语言的节奏感较好；它还抵达了对人性、对历史真相的一些基本认知。“不过，它绝对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说‘注意啊，老子要讲一个深刻道理’的小说。”

“人”的写作

《尘埃落定》写的是20世纪前50年发生的故事，阿来顺着这样的时间脉络，又以故乡的村子为背景，陆续创作以《空山》为代表的《机村史诗》六部曲，写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山村50年的编年史。

旧制度解体后，机村被纳入崭新的社会体制，机村人世世代代坚守的一些传统被颠覆；因乱砍滥伐，机村土地被毁，伐木工人与农民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倒卖木材的年轻人最终身陷囹圄；酒吧、游乐项目等现代事物“入侵”机村，考古队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村庄遗迹，机村成了博物馆，人被迁移……6个故事，几十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在这个村子展开，“机村人这几十年所经历的变迁，可能已经超过了过去的一千年。”

通过《机村史诗》六部曲，阿来想探讨的是“新的东西来了，新的东西如何生长”。“摧枯拉朽非常容易，把一座旧房子推翻非常容易，但要建一座比老房子更好的房子是相当不容易的。今天，在很多文化建构上破坏了旧的，但替代旧的那个新的东西未必超过旧的。制度性的创新，一张纸就宣布了，但真正把人改变是很难的。”阿来开始思考，文化要变，往好处变，往新处变，为何如此之难，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他开始研究史诗，写出重述神话故事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去回答自己的疑问。

书写地震灾难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探讨的是关于人和自然、生存和死亡的人生终极命题。地震后很多乡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村庄与许多人彻底消失，阿来想写这种消失，不只是沉湎于凄凉的悲悼，而是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伟大。

评论家谢有顺说，作为一个藏族人，阿来想祛魅一种被神秘化、浪漫化了的西藏，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祛魅过程中，阿来主要想写人的普遍性、共同性，消除分别心，写他所熟悉的人群也像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在作品中突出“人”这个主题。“阿来在历史和自然中理解人，真正打动他的是在这块土地上渺小而坚韧活着的那些人，是一张张难以忘记的面孔，这就构成了人类前行的核心的东西，这种对人的理解是人文性的。阿来重新理解了世俗中的人，也重新理解了生生不息的生活，不可摧毁的意志，不可撼动的精神。这一点让阿来区别于很多作家，可能也是他对文学一个极大的贡献。”

阿来不止一次说过“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他的写作聚焦人，同时通过写作进行着自我建构。相比通过写作去影响别人，他想通过写作重构自己。“某种文化的影响下，一个人可能忠爱、忠诚，也可能偏激、狭隘，没有超越性。既基于一种文化，同时又超越这种文化；既基于个人生存，同时其对社会的理解又超越生存的基本原则，我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奔走着。”阿来建构自己的过程痛苦又愉悦，形诸笔墨后会在别人身上引起同感，找到的这些人就是自己最好的读者。

路径靠自己找

作家毕飞宇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如果说6岁之前的语言叫母语，6岁之后所学的语言叫非母语，那么阿来一直在用非母语写作，“非常了不起。”毕飞宇发现，虽然《尘埃落定》如此伟大、如此重要，作为小说家的阿来，其汉语水平在50岁之后依然在提升，很了不得。

历经40多年，阿来的创作也一直在转向和突破，从诗歌、小说、剧作、散文，再到长篇非虚构等文体，逐一探索，不断写出不一样的东西。阿来的诗歌写作其实很短暂，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写作的抒情性更强烈一些，才去写诗歌，但30岁以后再没有写过诗。后来的写作，他想虚构一点，就用小说的方式；想表达真实的境况，就用散文或者非虚构写作。“写作中，是内容决定形式，而非形式决定内容，所以作家在写作中要看哪种体裁表达更有利。体裁一点不重要，不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纪实文学，关心的都是人、社会以及更大的自然世界。”

阿来拥有的世界是独特的。有人认为，阿来出生在一个未被作家文笔开垦过的地方，有着写作上的天然优势。从历史到人文，再到山川自然，在审视这种聚焦广阔天地和时空的书写时，阿来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复兴地带，也就是中原，历史非常漫长，有它的文化、教育、文学等，几乎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被诗人、作家的文笔大量地写过，形成了现成的经验和路径，这种写作的好处是写起来有据可依，有套路往下走，坏处是别人都写过了，再去写困难和挑战比较大。“我的家乡在历史上处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在我之前，那里不是没有人写过，但至少是没有人成功地写过。而我的写作很多时候是要去开天辟地的。写未被写过的地方挑战也很大，不知道怎么写，没有经验可以参考。”

阿来认为，做第一个作家，用文字去重新创造这个未被书写的地方，全靠自己去找路径，有的人没找到路径，失去了自信，而他自己有了一点写作上的自信，全凭不断地学习去熟悉自己所在的这片土地，不断地充实自己。

“很多人把工作和学习理解成一件辛苦的事情，但30岁之后，我发现不断学习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不断学习，不断地得到，让自己的知识系统更完善，就这样日益丰盈。”阿来透露，他一直在学习，最近在研究苏东坡，读宋史。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