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虚构类的电视剧相比，国内非虚构的电视纪录片门类虽也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话说长江》、《望长城》，以及最近火热的《舌尖上的中国》等“畅销”作品，但却一直难以进入电视荧屏“长销”作品的行列。考察个中原委，“孤岛化”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里所说的“孤岛”，是借用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孤岛”的说法，以指代中国本土纪录片在创作播出、对外交流、人才培养、市场交易等方面功能不关联互动、信息不相互共享以及产业链之间不能相互贯通等问题。

    这种“孤岛化”既有纪录片创作特性的原因，从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开始，纪录片生产就被视为是一种纯而又纯的个体行为，因此专门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工作人员往往更多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台在开办纪录频道时往往将其视为一支“孤军”而非“集团军”，同时，许多纪录频道之间也往往只是“竞争”的关系，而缺乏“竞合”；也有中国当下纪录片发展不够成熟的现实困局， 中国本土纪录片的国际化交流与交易非常不理想，一是跨国贸易额成交量相对较少，二是跨国传播时往往被解体成为相应的“碎片”，然后由对象国的纪录片工作者进行二度创作后才能够在传播对象国相关电视机构播出。

　　正是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中国本土的纪录片往往只能“偶尔露峥嵘”，更多情况下只能以“孤岛”的方式存在。为了打通“孤岛”，许多电视机构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其中，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实践足资借鉴：早在2004年，中国教育电视台在纪录片生产过程中就开始引进项目管理方法，该台人员更多的是担当项目管理、协调、控制和评价者的角色，而以“不为所有，但求所用”的做法，吸纳了一批纪录片精英以项目合作的方式组成临时的创作团队，打破了以往纪录片创作更多只能是个体行为的固化观念束缚，发挥“1+1＞2”的系统团队优势，成功地创作出包括《我的太阳》、《中国教育纪事》等在内的一大批在业内外广受好评的纪录片，为打破本土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孤岛化”困局提供了有益探索。通过与欧美相关机构合作，将该台创作生产的品牌纪录片节目放到麒麟电视北美平台上完整播出，直接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与德国北威州电视台合作，将《我的太阳》销售给该台面向德国观众完整播出，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效果。为了走出纪录片人才培养“孤岛化”这一困惑业界多年的困境，中国教育电视台还充分发挥自身既姓“电”也姓“教”的优势，与高等院校开展校台合作，打破产学研各自为战的困局，甚至还积极筹划组建中国教育电视台国际纪录片学院，直接进军纪录片“链条”的最前端。

　　从国际成功的纪录片生产、播出机构来看，单一的频道往往不及两个以上的多频道，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美国探索公司旗下就有探索频道、学习频道、旅游频道等，而且在全世界145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合作频道伙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纪录片播出集群，这些集群之间往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国教育电视台也开始组建纪录片播出的“集团军”——除了继续办好原面向北京地区播出的CETV—3以外，还在今年年初将原上星播出的“空中课堂”频道改版为“空中课堂—中国文献纪录频道”，两个频道之间各有侧重，形成互补，为本土纪录片播出机构打破“孤岛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美国结构主义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至少存在着两种结构，表层结构下面往往隐藏着深层结构，前者往往体现为民族语言的差异性，后者则往往体现为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可理解性。正是因为有了“深层结构”的存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人们才可能进行相互交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电视节目中，新闻节目往往代表的是差异性的一面，而纪录片则更多代表的是相互可理解的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纪录片称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良性沟通与交流的最佳载体。纪录片的创作魅力正在于它可以超越“表层”，直击“深层”，寻找人类社会薪火相传、可相互滋养的价值所在。相信有了良好的战略眼光和缜密的战术布局，中国本土电视媒体定能汲取营养，扬长避短，为纪录片从“畅销”变“长销”寻找到一条可行之路。